五大訴求以外——反修例運動分析
Project report by 鄒文君, 葉寶儀, 劉璧嘉, 郭佳, 黃雋浩
Abstract: The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Anti-ELAB Movement) in Hong Kong has made 2019 uneasy for us. Our eyes weep in the tear gas, and our hearts burn with the city. Not only because we have a long and deep personal connection with Hong Kong, but also because the movement is never a perfect one. There are notions in the movement that we find difficult to totally agree with, but our affection towards the city and the movement has made it hard for us to leave the people on the streets. Our attachment towards the movement therefore has become a difficult one.
In the face of depression, anxiety, worries, and anger triggered by the movement, we are taking this research project as an opportunity to intervene and interact with the movement by producing knowledge for the movement. The research project demonstrates our will to evaluate the movement, to “be with the people” on the street,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settle our emotions.
The five Chinese essays included in the project will be using methodologies such as close-reading, thick-description,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ethnography to analyze and delineate different motifs in the movement. These motifs include: yellow economic circle,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border shutdown, mainland students, pacifist-militant-alliance, etc. Our problematic is to understand how people in the anti-ELAB movement organize, in what bases do they come together, in what momentum do they all share, so to explain why the movement is so big, and at last to predict the possibilities of how it is going to develop, change or self-disrupt.
By discussing different key concepts in the movement, not only do we want to problematize different notions in the movement, but also to problematize our own affective response. This knowledge production project therefore has become an experiment to see if it is possible “to stand with Hong Kong”, to be fragile, to feel their/our pain, but also to develop a kind of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at is more concrete, inclusive and open at the same time. If we can make our way out, maybe it can become an example for other people to tackle and respond to the right-wing-inclination in the movement. We also hope such kin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does not only fall into the canon of “Hong Kong Studies”, and is not only about the “Anti-ELAB Movement” alone, but will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other “small places” like Hong Kong to grope our way throug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re may be more ways other than pleasing strong powers, but to empower ourselves and walk our own path. Solidarity to places like Jeju Island, Taiwan, and Okinawa.
Keywords: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yellow economic circle,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border shutdown, mainland students, pacifist-militant-alliance
Header image “Hong Kong Protests 2019” by Jonathan van Smit is licensed under CC BY-NC-ND.
研究成果概述:
在經歷了反修例運動近一年來巨大的悲哀、焦慮、擔憂、憤怒，我們想要藉著這個研究一來去檢討運動中的各種概念和做法，希望以知識貢獻運動，二來這也是為了去安頓遠在台灣無法親身落場的失落感，三來我們也想要問題化自身的情感，讓它不至於隨便落入一種畫地自封的本土主義政治。我們認為，如果這種帶著巨大情感動力的研究是一種知識生產模式的示範──這種情感動力是一種與街頭人民「在一起」的情感，而如果我們得以在這種以「在一起」為核心的情感中生出一種非排外的政治，或許也可以開啟讓運動的政治走向一個更包容（inclusive）的結果。
我們抱著以運動介入知識和以知識介入運動的心態，希望可以以文本細讀、深描（thick description）及論述分析的方法，重新審視許多大家耳熟能詳的動機（motif）和群體：諸如國際連結、「黃幫襯，藍罷買」、「黃色經濟圈」、「香港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攬炒等。
鄒文君的〈「黃幫襯，藍罷買」：「黃色經濟圈」的運作邏輯與內部矛盾〉，探究在反修例運動中「黃幫襯、藍罷買」以怎樣的道德、政治和經濟原則變成重要的抗爭行為，甚至運動原則；「黃店」進入市場經濟運作後期望達成甚麼目標，又會遇上怎樣的道德、政治與經濟困難；並且進一步探討「黃色經濟圈」所想像的集體生活藍圖，對於新的「香港人共同體」身分，有著怎樣的建構意義和侷限。
葉寶儀的〈封關論述的共同體界線：疫情中的反修例運動的初步觀察〉檢視從反修例運動延展出來的新冠疫情下「中港區隔」的想像，試圖由近期論述裡主要把中港作為地理疆域與主權問題的隱喻和想像、「人口」被視為中國滲透香港的管治方式、出身地與政治取態被自然而然綑綁起來等面向，提問究竟是哪些群體被要求暫緩入境或排除在外，並將封關爭論中的歧義最終引向我們思考封關甚麼程度上是出於防疫考量，如何才是因應疫情合理的邊境控制。
劉璧嘉的〈從「攬炒」切入──反修例運動如何在矛盾與統一之中「動起來」?〉爬梳不同「攬炒」觀以至於攬炒策略之間的差異、統一及矛盾，從而回應運動是如何可以「無策略」地動起來；文章指出攬炒策略是基於對漸進主義的絕望的「態度的同一性」，而這種「態度的同一性」如何造就當中的矛盾無法疏導，甚至無法建立出完整的思想體系以至於策略方向，使得攬炒其內部暫時性和脆弱性；並進一步探究攬炒所要回應的歷史困境如何使之視野有內在侷限性和保守性，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其基進性才可以被激發。
郭佳的〈穿越黑洞：反修例運動中的內地生及其「史前史」〉指出，內地生與包括本地生在內的香港社會之間的關係是跟過去一脈相承的，而內地生的情感構造是在中港的纏繞關係、香港對內地招生的政策脈絡、內地生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以及當代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知識與情感底色中長出來的；於是文章提問，內地生在今次反修例運動中的認知和情感狀態，是如何從同構的內地生跟香港社會關係「史前史」中生長出來，進而在反修例運動這個將時間和空間疾速壓縮的過程中發生劇變？
黃雋浩的〈和勇不分的跨代「手足」網絡 ── 從親密關係看「反修例運動」的「不割席」現象〉透過抗爭者的生命經驗回應對反修例運動的種種論述及反思為初衷，記錄抗爭者的在街頭的實作與技藝、「攬炒」下的家庭衝突與協商，並分析運動當中對新世代的自戀指控，以至告別功利家庭的跨代和解。論文從回溯這些行動者的行動和決策與親密關係，如何在沒有「大台（領導）」下組織，以之回應「何以不割席」的質疑，同時也藉此討論歷史意識與解殖的問題。
五篇論文的共同動力是，希望把運動中許多貌似一致的動機和群體背後的差異指出及分析──譬如「黃色經濟圈」、「攬炒」、「封關」、「內地生」和「和勇不分」等，因為這些差異可能會使得這個關於反送中的故事變成一個不平整的敘事。但作為一個大型運動，所涵蓋的人與背景之多，或許只有這種敘事才有解釋力和預測性。我們的問題意識在於要去解釋為何運動可以得以壯大，並預測運動又會因為什麼原因無法繼續壯大。我們希望透過指出運動的內在差異、張力與轉化動力，進而可以把運動的團結與鬥心鍛煉成更成熟和深刻的模樣，使得運動可以走更長的路，也希望透過研究介入運動，試圖扭轉運動中的一些對個體、群體、異議的排外傾向，使得運動的過程中長出更為具包容性的政治。同時，我們期待實踐知識之於現實的可能──香港這樣的「小地方」可以在大國角力底下如何生存，是左右逢源還是左右受壓？抗爭者是可以生出全新的政治，抑或絕望得只能在舊有的世界秩序中周旋？我們也希望這個研究不只是「香港研究」或「反修例運動研究」，而是或許未來可以與其他同樣在夾縫中的抗爭──譬如沖繩、濟州島、台灣──作知識上的相互參照。
以下是小組成員在完成書寫後，對自身對於運動的情感、研究動力、問題意識的生出和目前侷限的回看整理。
Keywords: 反修例運動、黃色經濟圈、攬炒、封關、內地生、和勇不分
“Hong Kong Protests 2019” by Jonathan van Smit is licensed under CC BY-NC-ND.
鄒文君：
對我來說，反修例運動其中一個令人著迷的點在於政治訴求與經濟實踐之間的深刻連結，這在之前香港的社會運動中（至少回歸以來）頗為罕見。就我自己的觀察，關心政治及社會議題的香港人從來不吝嗇於「出錢又出力」，捐助自己所支持的政黨或民間組織，只需看每年七一遊行各單位滿滿的捐款箱便是。但是，由不同個體集結而來的這些力量，如何可以變得更具想像力、更為賦權，而使更多人可以發揮他們的本領及創意，參與其中？在反修例運動爆發後不久，即有罷買藍店的聲音出現，目的當然是以經濟作為手段，向政府及親建制的商家施壓。然運動沒有停在這裡，反而以此為起點，慢慢出現要建立「黃色經濟圈」，重奪「經濟自主」的呼聲，這便為抗爭者開闢出新的戰線。「黃色經濟圈」自然有其實際考量，抗爭者可以用具體經濟活動，讓運動得到更多資源，同時也打擊了對手；此外，將運動從現場帶到日常生活，也使運動的可持續性及可行性提高。即使不能參與每一次的集會，但我相信，標示出黃店／藍店的十八區地圖早已改變了香港人的思考及行動模式。日常就是運動，運動就是日常。當然，「黃色經濟圈」如同運動的其他面向一樣，都受到不同人的批評。這次我其中一個目標，就是想回顧及分析「黃色經濟圈」的生成脈絡和運作邏輯，即使有聲音覺得它不夠基進，依然是按市場經濟的邏輯去玩，但抗爭者以經濟為手段來壯大社會，鞏固或重塑社會關係，以對抗政府／國家，仍然有其作用，我希望至少點出它的價值。
隨著運動發展，又遇上新冠疫情，在「黃色經濟圈」底下的暗湧也陸續浮出水面。「黃色經濟圈」離不開市場，但市場經濟以盈利為首要目標，這與運動背後的道德倫理原則本質上是矛盾或衝突的，或者說兩者之間至少需要一個令眾人信服的過渡儀式。我想這也是抗爭者以後必須小心處理及討論的一點，不然互相指責的情況將會愈來愈多；第二就是在「黃色經濟圈」的運作過程中，我發現僅僅以行動──無論抗爭或去黃店消費──有時也不一定可以打破個體之間既有的社會關係或對彼此的定見，這一點也與部分論者對於運動本身帶有的期許出現了明顯落差。我們的小組其中一個最關注的議題大概是「共同體」，進一步而言就是「共同體的集體生活應當怎樣」。的確社會上黃／藍立場的劃分隨著經濟活動而進一步擴大，如何「修復」這種撕裂當然需要更多思考。就算放回「黃色經濟圈」內部去看，我仍然在光榮冰室事件中看到，始終有一些人即使叩門仍不得而入。我一直相信在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又或正靜待時機的時刻，我們都需要大量的溝通和對話，去看見彼此如何因為卡在了特定的位置因而跟我們原先的想像出現了落差，去看見為何用力去溝通但仍然失效，為何到了最後，「相互理解」終究沒有發生。運動會為人帶來很多很多無法消化的情緒，太多創傷，太多憤怒，太多無能為力，是這些情緒令運動走到了今天仍然能量不絕，但情緒有時也會反噬同路人，令運動愈行愈窄，這是我絕對不想看到的：創造一個真正多元、開放而平等的社會，這不是運動的初衷嗎？
受限於自身田野經驗不足，文章很多部分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討論，如有機會，我仍想做更多田野，去看不同的人如何默默在「黃色經濟圈」耕耘，他們具體的行動和心理活動又是怎樣的。例如「黃店」中僱主與僱員之間的交流互動是怎樣的？界乎於兩者的勞資關係及手足關係之間，會呈現出怎樣一幅的權力關係圖像？如果有一本民族誌專門研究這些，相信應該很有意思。作為經濟層面的抗爭，「黃色經濟圈」大概仍「很年輕」，仍然有很多可以發展的空間。我觀察到已有不少黃店開始從本地生產、供應、物流等不同方面著手進行「創造」，也有愈來愈多抗爭者關注香港一直以來的政經結構如何壓迫社會，等等等等。就算今天有甚麼還未被討論到、被思考到，或在過程中出現甚麼錯誤，但trial and error嘛，說出來，大家投入討論便是。未來仍然是開放的，只在乎我們眼下的不斷努力，不斷去try。
葉寶儀：
早在我開始把題目確立為討論是次香港封關的討論之前，一月起我一直在關注台灣的邊境控制與檢疫制度。最先引起爭議的是台灣的陸生問題，1月26日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文簡稱「指揮中心」）暫緩陸生入台至2月9日，27日公佈《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校對陸生管理計畫工作指引》（簡稱《工作指引》），要求返台陸生（不論是否來自主要疫區）「集中監測」，1月28日首位陸生孫宇凡於臉書發表抗議信，就《工作指引》對陸生的差別待遇、受教權與身心健康抗議，2月初指揮中心繼續暫緩陸生入台，至今未知陸生歸期。從「境外生權益小組TSIM」聯署的聲明可見，主要觀點有二：一、台灣民眾或外籍人士、陸配、陸生即使同樣有中港澳旅遊史，卻有不同檢疫規定，陸生被硬性規定遵行最嚴格的中央監測，批評措施針對國籍而非旅遊史，反而成為防疫漏洞；二、未有評估各校資源和配套是否可以安排合適的隔離房間，反而有造成交叉感染的機會。「陸生」爭議稍息之際，又開始有台商和中配子女的爭議，其中以中配子女的爭議尤為激烈，指揮中心因為台灣民眾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24小時內一再更改中配子女入台政策，由最初的人道理由批准入台，至後來加上「未成年子女」和「在中國親人無能力照顧者」的限制，再加上「父母皆在台灣者」的要求，最後指揮中心仍因為普遍反對而撤回，禁止中配子女入境，並指出「既然當初已經選擇了國籍，現在就必須自己作承擔」。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對該措拖表示遺憾，認為「陸配前親子女（陸配前一段婚姻生的小孩）、國人在大陸地區生的小孩，以及排到專案居留的小孩，他們可能都處在申請我國籍身分證的程序當中」。律師賴忠強則解釋了相關法律條文，解釋不同案例的差別，提出除了中國配偶的前婚子女較難取得台灣身份證（須符合居留條件和每年只有372名額），其他案例基本上無須輪候台灣身份。
不過在行政程序和法律的觀點以外，我們或許可以追問的是：是甚麼前提之下，本來合乎居留條件的人要被排除？這當中有涉及合理的防疫和資源評估嗎？在最初的檢疫制度裡，在同樣的旅遊史背景之下，出身地都成為檢疫要求的優次排序標準，而不是顧及陸生是否有條件可以做居家檢疫。在其後疫情在歐美擴大，台灣開始亦開始暫緩其他外籍人士入境，但這個標準並不適用在持有居留證的外籍人士，然而相關標準並未一視同仁看待中港澳持有居留證的人口，持有居留證的陸生和港澳生至目前仍未能入境台灣。
台灣與香港同步發酵的情緒其實不無相似，例如看到大家如何討論在中國內地的香港人，都不期然聯想起台商，想到政治忠誠等同防疫共同體邊界的問題。在儘管我這次的書寫並不成熟，但我視之為一個思索的起步階段，回過頭來看香港的封關討論。我個人本來是贊成醫護罷工，也同意基於醫療與檢疫資源不足和疫情考量去暫時封關。不過隨著封關的不同的討論在發酵，我開始疑惑，大家指向的封關有多大程度是完全基於防疫考量？封關是不是只是防疫的其中一步，也必須與檢疫、補助等措施連動來思考？換言之，那可能是同時考量醫療資源、檢制空間的部署（當然這些討論在醫護罷工結束之後也陸續浮現了）。另外，畢竟封關不等同一定要一刀切，也不只是「隱喻」和「政治表態」，涉及到不同群體的具體的生活，到底具體講封關的措拖是甚麼，哪些人被暫緩入境？當然我並不否認中港區隔訴求的歷史脈絡，反修例運動與中港政治經濟大融合的反抗情緒實在難以解套，我只是期待主權邊界與人的邊界之間有鬆動的空間，在政治宏觀論述以外，日常生活的政治與民主也受到同樣程度的正視。
劉璧嘉：
2019年無疑對我來說是難熬的一年，不只是因為反修例運動，也是我成長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組織「自治八樓」在一片運動的混亂中遭到本土派清算及強行關閉的一年。2019是一幕幕的街頭疾走，混著催淚彈的味道是腎上腺素的飆升和狂跳的心臟，也有為著反對本土派的拆遷而不停開會、抽菸和掉眼淚。三點離開八樓回粉嶺，經過的旺角街道牆壁和馬路滿滿的塗鴉改變了城市的景觀，偶然看到我所討厭的銀行玻璃被打個稀巴爛，我都暗暗竊喜，但與此同時八樓也被執達吏封上了封條，我在香港的家不復存在。一切似乎都飛速往未知的方向改變，香港要改變了和香港要毀滅了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想法都在我腦海奔馳，我無法讀書，一心只想往街上跑，但也不知道可以跑去哪裡。參與這個研究小組，與其說是想要做什麼研究，倒不如說是一種自我治療，嘗試在運動的混沌中整理思緒繼續前行。
我對「攬炒」概念感到興趣的起心動念，其實是因為我本身對「攬炒」寄予過厚望，認為它可以演變成香港脈絡的暴動無政府主義（insurrectionary anarchism）。這種寄望當然也是八樓被強行關閉的移情作用和個人憂鬱的投射。因為「攬炒」的氣質與我自身對世界的絕望及政治傾向何謂高度契合──面對無可扭轉的資本主義、全球政治右傾、無孔不入的父權以更綿密的方式顯現而讓人無法抓緊痛打、被國族主義收編的社會運動失去了基進的動力、緊張氣氛底下不同基進力量的互相提防等，我不得不說我是既厭世又憤怒，一方面會祈禱著天外飛星然後世界一日共同毀滅，一方面也渴望著與這個該死的社會來個徹底的大混鬥。毀滅的慾望背後，也是一種想要徹底改變的慾望──我是真心相信，世界要徹底的改變的話，必須先放下對現行秩序與安全的執著，並徹底反省自己在現行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而當中必然會觸及放棄自身紅利的部分──所以我也是某程度上的攬炒派。所以，當「攬炒」的說法出現的時候，其謀求改變的決斷與毀滅性的力量曾讓我為之振奮──儘管我同時知道「攬炒」派背後的絕望的內涵和我不盡相同，我還是視之為一股潛能。
然而，「攬炒」在香港似乎並沒有長成我所渴望的模樣（儘管終局目前還未可見）。當肺炎來襲的時候，「攬炒」中曾經閃爍過的對香港經濟結構的批判似乎已經被中港矛盾論述全面取代。面對這一切，我想，去理解香港的攬炒與我想要的攬炒之間的距離、彼此攬炒的不同，是我去疏理運動鬱結的方法之一。而這或許也不只是我的方法，也是我們這個研究小組的方法，我們的成員無不是有經歷某程度的運動困境。我相信除了知識生產以外，這個小組的意義還是有這個「走心」的部分的。
“Hong Kong Protests 2019” by Jonathan van Smit is licensed under CC BY-NC-ND.
郭佳：
在提交小組研究計畫時，我構想的題目是〈國際連結的背後的情動以及世界想像〉。在反送中運動初期出現了向美國爭取《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系列行動、向G20與回國訴求聲援和對於運動「國際線」的強調，便在香港、東亞和美國批判知識分子和社運界間引發頗多批評。正如大多左翼知識分子和社運人所批評的，這些「國際線」相關行動當然是親美反共的、跟強權站在一起的、以及缺乏第三世界視野的。但重要的是不是對運動做出怎樣的批評，而是如何找到從運動出發的批評方法。在我看來，要對運動的「國際線」提出有效的批評，至少要從殖民歷史、九七後中港關係和香港社運的脈絡出發，剖析香港及今次運動為何長出這樣的國際觀，以及香港和今次運動為何沒有契機、動力和資源長出另一種國際觀──第三世界的、民眾連帶的。要做到這一種有效批評，除了要從歷史文本和運動文本出發，也要對運動中「國際線」參與者、支持者對政治的感覺和觀念、在運動中的政治感變化、對外部世界（譬如中美兩國）的感覺變化有深度的剖析，才可以在歷史文本之外觸碰到運動者的精神構造。但這種既深又廣的歷史分析和需要經由訪談才能做好的精神構造剖析，是目前仍難以駕馭的。
會特別關心「國際線」，緣於我自己一方面特別關注香港對東亞和第三世界的政治想像，另一方面特別關注在大型運動中身處夾縫的思考和情感狀況。同時，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對陸生在台灣的狀態與困境的關注，便會對在港內地生的狀況產生好奇。記憶中，看到內地生的相關新聞是負面居多──在不同運動和場景中撕海報之類。印象中，在今次運動期間出現大陸政府「撤僑」、內地生「逃離」香港的新聞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懷疑──懷疑內地生是否真的像報導中所寫的那樣恐懼和想要離開，大陸媒體為了呈現運動的恐怖和反中會把內地生塑造得很驚恐，香港媒體為了呈現內地生跟本地價值的對立也會把內地生塑造得很驚恐；第二個反應是不解──困惑於大多根本不會去到衝突現場的內地生為何要對運動如此恐懼。慚愧的是，當即的懷疑和不解並沒有敦促我去搜尋更多的關於內地生的報導或是內地生關於此事的書寫。
直到因為在台陸生而對在港內地生狀況感到好奇之後，讀了很多內地生在今次運動期間的書寫，以及在過往一些內地生跟本地生之間引起不小關注的議題上的書寫，才得以理解內地生在香港的生活狀態，並進入內地生的情感狀態。尤其觸動我的是那些反對運動的內地生在此期間所經歷的創傷、貼近運動的內地生在運動中被推開的感受和在內地生群體中不能發聲的感受，這些書寫給我的重要啓發在於，申請來香港念書的內地生基本上是懷著對香港的相似期待，自身的思想和精神狀態也並無太大差別，卻在經歷了香港的生活及期間的思考、情感之後，走向非常不同的方向──跟香港的關係、對運動的感受、對自身位置的認知。於是，我將內地生狀況喻爲「穿越黑洞」，並將視線拉回到今次運動前的內地生狀況──〈穿越黑洞：反送中運動中的內地生及其「史前史」〉。也是在閱讀和思考的過程中我發覺，縱使在反送中期間我們看到在香港、台灣或西方國家的中國留學生表達反對運動的方式是很相似的，但在港內地生基於香港對內地生招生政策的脈絡和中港關係的演進而具有很強的特殊性，也因此是處理反送中運動和當代中國政治情感狀況時不可迴避的議題。在我的閱讀和寫作過程中同樣感到遺憾的是，我們可以讀到關於在港內地生的頗多深度報導和自身細膩書寫，相較之下在台陸生的相關報導、書寫和研究在深度和洞察力上都與之相距甚遠。
黃雋浩：
青年問題一直是我的關注，除了因為自己年紀已值「青年」邊界前，不知還有多久可以從這個位置觀看事物；也因為主流對於青年或新世代論述，似乎不是假手於他人代言分析，就是被淹埋在種種不合理的指控，以至污名之中。尤其是當反修例運動出現香港規模前所未有的警民衝突，抗爭中的年輕人一直被消費成橫空出世，抑或被打成洪水猛獸，但對這些運動中蒙面的年輕行動者背後的生命經驗，卻是興趣缺缺，這也是我以生命經驗構思作為研究重心的一大驅力。
我以為所謂完美的抗爭和抗爭者只存在於教科書當中，現實中的抗爭總是由成分複雜的諸眾組成。就如反修例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好多不完美的地方。倒是通過現場抑或社交群組中觀察，可以見證這些背景差異，不同路線和世代的生命如何在抗爭裡聚合，並在危難之中互相扶持，以「手足」和家庭的比喻，創造性地讓這些「非親非故」的抗爭者產生連結，一起學習各種守望的技藝，都是反修例運動讓我動容的地方，而這也是相較於坊間對於抗爭者特立獨行的印象，所無法呈現的。
亦所以，這些抗爭者的行動和決策背後的情感與親密關係，正是我希望從文中所記載的生命經驗能夠充分呈現的，也好讓大家從關係當中去思考如何以知識介入運動。然而，因為這個取向，論文也因而發展成多敘述而少分析的面貌，也是我必須袒承未完善的地方。另外，研究本來構思寫到跨國抗爭網絡的組織，可惜因為素材有限，也未及對這些支援抗爭的跨國機構多作訪談或田野觀察，最終只能一鱗半爪地觸及由運動延伸出來的海外趨勢，惟望繼續緊貼運動的發展，日後多加考察。
作為研究者，幾年以來人多在國外，以為自己孑然一身，可以有點距離冷靜從容研究。但過去一年的經驗告訴我，這種距離感沒有讓人比較好過，書寫之時狀態特別不好，除了讓我想起很多抗爭現場的記憶，以至不少遠方的親朋好友，加上運動亦在持續發酵，網上的消息直播都是分心的原因，以上種種如果不是我偷懶的藉口，大概就是一直動不了筆寫下去的原因。最後能夠成稿，其實多得組員們的處處包容和許多建議提點，還有女友郁淳往返台南-新竹的照護，所以在這裡也要感激大家的支援。運動以來，很多老師和同學前來關心，帶來不少交流的機會，也在此謝過。
如今在疫情下，黃色經濟圈還在蹣跚學步，《國安法》又如箭在弦，新的一輪街頭抗爭號角又再吹起，在艱難抗爭路上，結果難料，街頭中新見的一句塗鴉「和你抗爭，我很愉快」正正是我的此際心裡的寫照──無論是作為一個研究者還是運動當中的參與者。
鳴謝
此書寫計劃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贊助。衷心感謝我們研究小組的指導老師林淑芬閱讀我們五人的書寫後提供了不少想法和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