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看见及被看见的身体-疫情下的大马非公民群体

Article by Lim Jian Xing.

Abstract

On Migrant communities during the global pandemic, Italian scholar Sandro Mezzadra in his What Happens to Freedom of Movement During a Pandemic pointed that “Migrants embody in the harshest way the 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s surrounding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its denial today” and “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in the current climate, they tend to become one of the first targets of the most restrictive measures”. His observation is in line with what the Malaysia and Singapore government announced on April 7, where both countries started to identify migrant communities’ clusters for both medical and security reasons.

Putting Sandro Mezzadra’s words in Malaysia context, as I will elaborate later, before both countries made such an announcement, Malaysia’s media personnel and opinion leaders have started to describe that numerous migrant communities can post as “a loophole in pandemic prevention”. I see such description as the “sudden discovery/realization” of long made invisibled migrant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As such, it does not only share some similarity with what Sandro Mezzadra described the ambiguity of migrant communities’ “mobilities” that lead to their discrimination, but also the tension between invisiblize and visiblize. This is because the rhetoric of “The loophole” is ahistorical, where migrant communities have long been excluded from Malaysia’s medical institution.

In this article, I will first start to illustrate what steps the Malaysia government had taken toward migrant communities from March to April. Secondly, the author will analyses how the state had selectivity “invisiblize” or “visiblize” the basic medical rights of migrant communities before and during the global pandemic. I argue that such a process didn’t benefit the migrant communities, but it’s a continuation of the previous existing stigma. At the same time, I will also try to link up to the current debate of bio-politics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point out the need for bigger collaboration to fight for the basic medical right of Malaysia’s migrant communities.

Keywords: COVID-19, Malaysia, Migrant communities, inclusion, exclusion
Header image “ROHINGYA: Hashimiah Orphans Madrasah at Pasar borong Selayang” by Firdaus Latif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2.0.
Original website: http://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p=5319

作者按：针对全球疫情下的移民群体，意大利学者Sandro Mezzadra在其命名为《全球大流行期间自由移动会如何？》（What Happens to Freedom of Movement During a Pandemic）文章中，一针见血的形容各国移民群体所处的状况——“移民体现了环绕着允许或拒绝自由行动中最为严峻的矛盾及张力”，他也进一步指出“在现今趋势中，他们不意外的倾向成为最拘束性措施中的第一个目标。”马来西亚及新加坡政府前日（4月7日）先后宣布会开始调查各自国内移民群体的聚集处，也符合他所描述的状况。

放在马来西亚脉络下，正如正文中会提到的，早在大马政府宣布以前，就已有媒体及意见人士等，形容大马人数众多的移民群体为“防疫漏洞”。“防疫漏洞”的说法，指示了过往看不见/忽视的事物突然间被发现的过程。也因为如此，这期间提出的“防疫漏洞”说法，实际除了类似Sandro Mezzadra指的移民群体“流动性”矛盾而产生的偏见外，也同时是移民群体在过往“被看不见”及现在“被看见”的张力。然而，这种说法及其张力是去历史化的，无视于过往众多移民群体很大程度被排除在大马医疗体系外。

本文将依据笔者在大马在疫情期间对国内移民群体措施做出描述，分析过往国家如果选择性“看不见”移民群体的医疗权利，如今在疫情下反过来选择性“看见” 移民群体医疗权利的过程。本文也会论述此过程除没有真正利惠到国内移民群体外，也同时是污名的连续。除此之外，本文也尝试连接到“欧洲哲学家吵翻天”的疫情期间生命政治讨论，并指出必须要有更广大的行动以争取大马国内移民群体的医疗权利。

不被看见及被看见的身体-疫情下的大马非公民群体

截至2020年4月4日为止，马来西亚有着3483宗确诊新冠肺炎病例，57人丧失性命，及915人康复。在3月18日，大马政府为应对新冠肺炎进一步蔓延，宣布實施全国性行动管制令（Movement Control Order，下称限行令），以期能透过社交疏离（Social Distancing）缓和疫情，达到压平病例增长曲线（Flatten The Curve），避免医疗资源不负重苛。限行令较为显著的规定，是要求非基要产业及政府部门休业、要求民众守在家中及减少出门、以及禁止随意跨越疫区等。在3月25日，马来西亚首相宣布延长原3月底结束的限行令至至4月14日，宣布执法单位会加强执法以“对付不守法民众”，并依据4月首周情况考虑是否再度延长限行令。

限行令实施对象为国境内所有人士，这也包括估计总人数400万至500万人的非马来西亚公民，当中以移工、难民及寻求庇护者居大多数。因这些非公民群体多数从事不稳定的低薪工作，而限行令的实施势必会对他们的经济收入及生活造成影响。综合大马各媒体报导，这些非公民群体除了在限行令执行期间，出现“手停口停”的状态外，也因他们各自居住环境限制而难以有社交疏离的条件。在另一方面，这些非公民群体多年来也未能如大马公民享有完整接受医疗的权利。他们除需面对比大马公民更为高额的医疗费用外，不少未符大马政府规定的“非法”非公民群体者也常被沦为被逮捕及攻击对象，这让他们在工作、生活及未来规划上有着压力，遑论他们寻求治疗的机会。

上述对于非公民群体情况的基本描述，可说是大马政府常年来选择性“忽视”的结果。他们工作及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在多重及严苛的法规、排外和仇视的态度、以及劳动力及生产者剩余最大化原則的前提下，成为一种选择性的“不被看见”。这里的选择性并不完全是指大马政府为回应国际及国内非政府组织的人道诉求及压力而实施某种妥协性政策。反之，这里选择性指的是在大马政府认为必要的时候，这些通常“不被看见”的非公民群体顿时间会“被看见”（甚至会比以往更为凸显），并且也会加以利用這種操作来达到某种目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大马政府对于以难民、寻求庇护者及移工等非公民的行政措施等，提供了这种选择性“不被看见”及“被看见”最佳例子。

大马医疗体系及“不被看见”非公民就医权利

在未进入正题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简单描述马来西亚医疗体系及非公民寻求就医权利。这将作为分析大马政府在执行限行令期间，针对以难民、寻求庇护者及移工等采取措施及宣布的前提。

马来西亚政府实施公医制度，即凡是本国公民或永久居留公民，都可前往由大马政府出资设立及营运的医院、诊所及医疗机构等寻求就医，并在政府的补贴下，享有廉宜的医疗费用。马来西亚政府近期也推出免费国家健康保险计划（My Salam），提供中低收入群体（Below 40）在政府医疗机构等就医期间的赔偿。依据大马卫生部报告，单在2017年在医疗上开支，占了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24%。  (MALAYSIA MINISTRY OF HEALTH , NATIONAL HEALTH ACCOUNTS SECTION,PLANNING DIVISION)。另外，在80年代-90年代私营化风潮下，大马政府允许私营机构设立私营医院及连锁诊所等。大马目前为止有约300多家以营利为目标的私营医院。前往私营医院求医者需承担高于大马政府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此外，民众可在全国约25家私营保险公司购买人寿及医疗保险，以作为日后就医期间的医疗费赔偿之用。

在非公民群体上的医疗政策上，大马政府依据这些群体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及职业，划分出他们所属的“应得医保阶位”（Hierarchy of Health Care Deservingness）。Meghann Ormond及Alice M. Nah(2019)研究认为，大马医疗制度在新自由主义及自我负责化（Self-Responsiblisation）脉络下，以非公民人口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潜在的经济利益，给予不同层级的医疗待遇。除此之外，大马政府也可透过利润最大化及管理非公民人口的生命及经济风险，从中洐生出不同的风险创业（Risk Entrepreneurship）机会，并把不同的非公民人口形塑成不同的医保阶位。他们认为在这背景下，非公民人口被大马政府划分成合意的（Desirable），可接受的（Acceptable）及可遗弃的（Disposable）分类。低薪移工、难民及需求庇护者通常都介于“可接受的”及“可遗弃的”的分类中。这些非公民因自身的社会经济能力及地位，和大马政府不愿承担他们医疗责任及费用下，使得无法如“合意的”非公民人口有着完整获取国内医疗资源的可能。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大马向有着资本或技术的非公民人口提供了医疗旅游或养老机会，但要求低薪移工、难民及需求庇护者在政府医院需求治疗时，付上高额保证金及全额治疗费用等。1

同样依据卫生部指南，若医护人员发现求医者为“非法”身份，须向警方或移民厅通报，让后者进行逮捕行动。这项指使除可被理解为阻止“非法”非公民人口求医，避免出现“浪费国内医疗资源”及“无法获利”的现象外，也与大马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不断视国内移工、难民及需求庇护者为“安全化”（Securitisation）对象之态度相关。在大马政府常年“安全化”操作下，透过监控及管制这些非公民的动向、除了抵消他们在大马工作和生活基本权益及使出严刑峻法迫害外，他们也被不平等的纳入在大马社会及劳动市场中。这种不平等纳入方式，宛如瑞士作家Max Frisch的名言“我们要的是劳动力，来的却是人”，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压榨他们的劳动力，及尽可能减少一切其他“无关”的花费，这包括他们原应有的就医权利。在所有非公民群体，尤其是移工中，他们仅被视为一具具人状生产工具，其身体也仅被视为劳动力的来源，其他与劳动力无关的事项则尽可能排除。身体中的欲望及感觉，以及需医护的身体，都成为需要特别管理的风险，透过最低成本方式，确保这具可劳动力的身体能继续劳作。换言之，他们的身体被选择性的“看不见”。然而，这一切在疫情期间突然有着180度的转变。

“
Pelarian juga manusia, bukan binatang. Refugees are human beings too, not animals.” by Fahmi Reza.

疫情中“被看见”的非公民群体

2020年3月12日，马来西亚卫生部长宣布一个由Tablighi Jamaat伊斯兰传道会2舉辦於大城堡（Sri Petaling）的集会，认定为新的疫情簇群（Cluster） (Arumugam, 2020)」在这长达4天的集会中，有大约1万人参与，当中大马公民参与者超过5000人，其他则是非公民。在随后媒体报道中，大马警方也指他们在搜寻曾参与该场集会的2000多位罗兴亚难民 (Reuters, 2020)。在这事件后，在国内一些非政府组织及议员的建议下， 马来西亚当局也发出了罕见的声明，表示不会逮捕有意寻求病毒检测的“非法”非公民人口 (当今大马, 2020)。除此之外，他们联合联合国难民署及非政府组织等，发布寻求病毒检测电话热线，并强调他们不需要为病毒检测付费。然而截至目前为止，已接受病毒检测的参与集会的罗兴亚难民并不多，并且也没有多大的进展 (張安翔, 2020)。

为什么部分参与集会者不接受病毒检测呢？原因可能很多，但对于那些曾参与该场集会的罗兴亚难民，以及其他也认为自己需要病毒检测的移工、难民及寻求庇护者来说，他们仍然害怕自己在寻求检测时，仍會有被逮捕的可能性。在选择性“不看见”弱势非公民群体的医护需求下，国内移工、难民及需求庇护者除了不被国内政府医疗体制接纳外，多年下来的“安全化”操作也对该群体形成污名化效果。生存在充满不友善眼光及高压的马来西亚社会，他们都必须躲藏、回避或与公家机构进行某种“磋商”，以保护自己及其亲友能继续在大马工作及生活的机会。这样造成他们难以自行组织起来，使得他们无论是政治上，社会上，及生心理上的基本生存权利及条件都“被看不见”外，也同时“被禁声”。

如今马来西亚疫情处于爆发阶段，这些未进行病毒检测的罗兴亚人，在新闻广布流传后，过往马来西亚当局及主流社会选择性“被看不见”难民群体的躯体，一夜之间成为众人焦点及垂骂的对象。过往被贬成只有劳动力及被动的身体， “突然”变成了会生病及传染疾病的身体，是个威胁客居国“主人”的“疫群”3，并且也需要给予监控。这种现象也并非发生在难民及需求庇护者而已，在大马长期“种族化”国内人口操作下，难民、需求庇护者及移工被简化及涵括继“三大民族”后的“第四大民族”的种族化范畴中。因此，在疫情期间，这些来自超过20多个国家的移工，难民及需求庇护者，都如同“连坐”般视为疫情中的威胁及漏洞。这也是为什么，有网友揭露哪里的穆斯林移工私下进行集体礼拜4，对媒体投报哪里有移工群聚(戴美清, 2020)，呼吁避免前往难民、移工及需求庇护者聚集地及呼吁执法单位加强执法等。甚至媒体也开始形容国内非公民人口为“防疫情漏洞”，宣称或会发生“病毒大海啸” (中国报, 2020)。

新冠肺炎虽“一视同仁”感染到所有人，但也因每人所处阶位的不同而有不同影响。上述非公民群体突然“被看见”，或什至成为“被放大”的现象，实际上是此前“不被看见”的反向操作。处于这种操作间的非公民群体，除了在这期间的基本需求受到冲击外，其与我们无异，但被贬化成只有劳动力的身体，又再背负着污名化的负担。另一方面，傅向红(2020)形容大马进行的防疫工作以威权作风进行，这一点可在首相署部长声明指执法人员“可使用各种方法执行限行令” 看的出(Free Malaysia Today, 2020 )，甚至已有新闻报道指出有警员滥用职权，私自鞭打不守限行令少年(Riduan, 2020)。威权的防疫作风，以及非公民长期以来的污名，就算大马政府已给罕见的保证，但同时宣布派遣警方搜寻曾参与该宗教集会的罗兴亚难民的行动，使得长年带着污名的罗兴亚难民等在对大马政府没有信任感下，难以会接收大马政府的“好意”。

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理解到此时对于国内非公民人口的“善意”，全然与关注非公民人口自身的健康无关。反之，他们也同样把这些非公民人口视为某种潜在的“威胁”，在不得已情况下而暂缓执法行动，透过呼吁他们进行病毒检测，以避免出现国境以内疫情再度爆发。换句话说，如今关注他们的健康，其目的只是为他们客居国“主人”的健康而已。如果他们真的有“看到”国内人数可观的非公民，他们理应在计划限行令时，考虑到他们这期间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宣布一整套与国内非公民人口有关的宣布。或者再往回说一些，如果大马政府真的有“看到”他们，一套一致性及全面的医保系统应在更早之前设立。

疫情期间的生命政治重思

随着限行令进行已达17日（4月4日），马来西亚政府在面对国内非公民人口这期间需求也同样缺乏协调。国防部长虽宣布大马政府会确保有需要的非公民人口不会陷入饥饿，但也强调这些非公民所属的各国大使馆也应负起照顾责任(Chan, 2020)。然而这些非公民人口这期间遇到的问题，也非单纯的饥饿而已。依据非政府组织Asylum Access Malaysia脸书专页，有3名难民为他们的家庭寻找食物而顶撞限行令，不仅没有买到食物外，而被罚款总共3000令吉(Asylum Access Malaysia, 2020)。所幸在公众人士及非政府组织介入下，他们已缴清罚款并也购买必需品。

非公民群体除了在这期间基本需求受到影响外，其劳动权益也被侵害。一些雇主无视限行令，在这期间强迫移工继续工作。依据新闻报道，分别来自孟加拉及菲律宾的移工权益分子，都纷纷指出了移工这期间面临到需先雇主借薪、居住环境不能进行社交疏离及缺乏卫生、家务移工工时变长及没有假日等(Aiman, 2020)。他们也指出现阶段最大问题，在于孟加拉及菲律宾的大使馆也因限行令而关闭，无法即时处理移工面对的问题。这显示出各国大使馆能给予帮助也十分有限。

这种缺乏协调但同时诉诸威权的防疫工作，其基本操作逻辑为从上至下的态度，难以听从来自地面上发生的情况。然而，现在发生这一切并非是新状态，充其量不过是过往国内管理非公民的免疫治理延续。Roberto Esposito拿身体自身免疫力来比喻当代国家等共同体，两者在免疫的预设性逻辑，具有保护生命能力及毁灭生命的双重属性，而为保护共同体受到内外部的侵害，也会先预设及假定一种必定存在的威胁(刘黎, 2019)。在这逻辑下，为消灭或压制这些威胁以保护共同体的健康，其具有毁灭性的一面则会展现出来并击败这些威胁。然而过强的毁灭性属性会导致自我的死亡。Greg Bird及Jon Short(2017)依据上述Roberto Esposito的思想中心，论证在加拿大移工制度下，该国政府透过各种程序，除让移工入国前进行健康检查以避免带入疾病外，也免疫（Immunized）于移工应有的权益，并把他们的生命（及劳动力）重新分配，“造福”加拿大主流社会。

单从两国招聘移工制度对比，马来西亚及加拿大都有着同样的客工制度（Guest Worker System）。在该制度下，前来客居国工作的移工被设计成在一定年限内必须离开，并通常没有最终成为客居国公民的可能。上段Greg Bird及Jon Short形容的也与马来西亚一样，不管是移工、难民，或是需求庇护者都在大马政府免疫逻辑下进行至少两种操作：安全化以及免除责任化。进而透过这两种操作，将他们以不平等的方式纳入大马社会中，成为在大马社会中不可缺乏，但也“必须”被排除在外的群体。这些非公民群体的就医权利等被选择性的“看不见”外，剩下的就仅有劳动力的身体。虽然在疫情之下，大马政府放松这种免疫逻辑，让这些非公民群体可暂时纳入在医疗保护中，但也无法保证他们的工作权益，使得这不过是不平等纳入方式的延伸。另外，若疫情结束后大马政府并没有重新检讨非公民医疗体制，那么他们也会再被沦为“被看不见”及被污名化群体，持续着毁灭性的生命政治操作。

与此同时，从目前激烈争论的生命政治讨论中，Panagiotis Sotiris (2020)提出了“民主的生命政治是否可能”的问题，这或者是寻找未来生命政治走向的指导。Panagiotis Sotiris认为把各国防疫工作放在“独裁式生命政治”（Authoritarian Biopolitics）及依靠个人做出理性选择的自由主义之间是简化的。他引用福柯关于集合了个体、不强制性集体关怀另类政治生命（Bios）概念，推论出生命政治是可不借着个体化的恐惧，并可在共同斗争中进行集体团结及协调，实现由下至上的生命政治。

虽Panagiotis Sotiris尚未进一步解释其概念，但其阐释的新概念是有着新行动的可能。放在马来西亚现阶段防疫脉络，他的概念可提供一种由下至上的行动纲领，即可以不诉诸威权及透过社区内协力方式，以沟通及相互理解方式进行防疫工作。这种由下至上的生命政治也或多或少能抛弃来自后殖民国族政治下带来的公民与非公民的界限，实现除了关怀个体的生命外，也能关怀过去“被看不见”的生命。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了这些“被看不见”的生命，也是过往政治操作下的产物。因此在疫情结束后，大马政府必须重新正视国内非公民人口的医疗需求，并透过与医疗专业组织及非公民非政府组织合作，设置一套至少能让国内非公民群体都享有基本就医权利的机制。实际上，早在今年1月由11位医生及非政府团体代表共同联署声明中，已要求大马政府设立《非公民健康法案》，呼吁政府在其能力范围内保障国内非公民的医疗需求(DR KHOR SWEE KHENG, 2020)。

这一场疫情将会是全球社会的转捩点，当下疫情发生的事情都会对未来人们的生活、工作及医疗有深远的影响。在疫情中的马来西亚，也开始展现了某种民间的协作能力，透过网络的便利进行线上及线下的物资救援给国内各种弱势群体。这样的协作方式也开始出现了“大家照顾大家“（Kita Jaga Kita）的标语，标志了令人动容的合作精神。除了本国人照顾国内弱势群体外，部分有能力的难民群体，也透过向公众筹募食材，合作共同煮食并送给疫情前线的医护人员用餐。然而，我们都知道仅仅的援助并非长远，现阶段我们除了要继续分析及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外，也同时需保持能自我政治组织及政治行动的能力。因此，我们除有必要挑战现有威权的疫情治理外，并借着在疫情危机之后，互相动员以转变过往具有压迫及毁灭性质的生命政治及治理。

Notes:
[1] 虽然如此，大马政府也为“合法”移工提供强制保险服务，规定每个月从他们的薪水中扣除。在难民及寻求庇护者上，大马联合国难民署也与保险公司合作，为已向该署注册的难民及寻求庇护者，在政府医院求医时仅需缴付医疗费用全额的50%。有趣的是，在笔者研究期间，也碰到一些声称自身体为慈善团体的组织，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某种的保险制度，提供给国内所有居留身份（包括“非法”）非公民人口。

[2] 因由於该团体未有官方中文译名，因此采用英文音译。Tablighi Jamaat在20世纪初在印度创办，依据Farish A.Noor (2020)的形容，该会认为穆斯林的信仰在依恋世俗中逐渐弱化，并相信唯有摆脱世道的及物质的事物，才能真正自由的信奉伊斯兰教。他与该会进行了长达7年的田野研究，该会成员来自不同领域及不同地方，并也积极向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进行传道，甚至有会员向他形容他们的传道活动为“永继的朝圣”（Permanent Pilgrimage）。

[3] 虽马来西亚当局是不允许罗兴亚及其他群体的难民及需求庇护者工作，但他们为了生存，也必须透过非正式聘雇方式进入到大马劳动市场，担任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

[4] 依据限行令，全国穆斯林集体礼拜也被暂停。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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