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主人和客人——朝鮮族作家錦姬作品中的脫北者再現和悅納異己的倫理
Article by 許景雅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fiction “Jade Flower” (2014) by the Korean-Chinese writer Geum-Hee (1979-),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Jacques Derrida’s theory of hospitality in a historical, contextual, and situational background. Korean-Chinese writer Geum-Hee’s writings about North Korean defectors not only provide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across South/North Korea and China, but more importantly informed by the unique social status of the Korean-Chinese people. This facilitates a departure from the abstract nationalist tendencies shown in most South Korean writers’ representations of North Korean defectors in the past and offers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examination of the issue of North Korean defectors. In particular, this novel captures the nuanced reality of North Korean defectors in the context of “South Koreans,” “Korean-Chineses,” and “North Koreans,” groups unified by ethnicity yet divided by complex power relationships arising from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the text, the characters also juxtapose the problem of North Korean defectors alongsid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ontemporary Koreans. The juxtaposition further connects North Korean defectors’ problem to migrant workers and refugees in the neoliberal era, thereby endowing the North Korean defector issue with a universal significance and transcending its particular subjectivity in immediate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further explores the (im)possibility of Derrida’s ethics of hospitality.
Keywords: Geum-Hee, Korean-Chinese, North Korean defectors, North Korea, hospitality
摘要: 本文透過分析朝鮮族作家錦姬(1979-)的小說〈玉花〉(2014)，企圖用更具歷史、脈絡式、情境式的背景來思考既有的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悅納異己」(hospitality)的理論。朝鮮族作家錦姬的作品對脫北者的書寫不只是提供了橫貫南/北韓和中國等地的跨國視野，更重要的是她特別以朝鮮族這特殊社會身分的位置來看待脫北者的境遇。這使得我們得以跳脫以往大多數南韓作家的脫北書寫中呈現出的抽象國族主義傾向，能以更政治、經濟的觀點來重新審視脫北者的問題。特別這篇小說是以「南韓」、「朝鮮族」、「北韓」這同一民族，卻又因不同國籍所產生的重層錯雜的權力關係中捕捉脫北者的樣貌。在這過程中，他們也將脫北者的問題與當代朝鮮族所面臨的的問題並置，而這樣的問題意識又與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移工和難民產生連結，使得脫北者的問題不只局限於單純的特定主體，而更具普遍性的意義。本文透過文本分析，更進一步探討德希達關於悅納異己的倫理的(不)可能性。
關鍵字: 錦姬、朝鮮族、脫北者、北韓、悅納異己
Header image: 位於中國吉林市的朝賢族民族園，由Senkaku Islands提供，照片版權為CC BY-SA 4.0 DEED。
本文透過分析朝鮮族作家錦姬(1979-)的小說〈玉花〉(2014)，企圖用更具歷史、脈絡式、情境式的背景來思考既有的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悅納異己」(hospitality)的理論。朝鮮族作家錦姬的作品對脫北者的書寫不只是提供了橫貫南/北韓和中國等地的跨國視野，更重要的是她特別以朝鮮族[1]這特殊社會身分的位置來看待脫北者的境遇。這使得我們得以跳脫以往大多數南韓作家的脫北書寫中呈現出的抽象國族主義傾向，能以更政治、經濟的觀點來重新審視脫北者的問題。特別這篇小說是以「南韓」、「朝鮮族」、「北韓」這同一民族，卻又因不同國籍所產生的重層錯雜的權力關係中捕捉脫北者的樣貌。在這過程中，他們也將脫北者的問題與當代朝鮮族所面臨的的問題並置，而這樣的問題意識又與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移工和難民產生連結，使得脫北者的問題不只局限於單純的特定主體，而更具普遍性的意義。
另一方面，這錦姬的作品並不單純以「自我」、「他者」的對象化的方式來敘述脫北者。反而是透過與脫北者這既親密又陌生的主體之間的互動關係使得作品中的主角進行自我反省。透過這樣的敘事手法，這兩部作品皆跳脫了以往自我中心式的封閉觀點，而進一步提供了對他者進行自我開放的契機。總而言之，這部作品並非只是單一的「對脫北者的觀察和描寫」，而是透過朝鮮族和脫北者相遇所產生的相互關係來進行一種自我省察式的書寫。本文透過文本分析，更進一步探討德希達關於悅納異己的倫理的(不)可能性。
從1990年代起，在全球去冷戰的政治脈絡下，南韓政府解除了戒嚴體制，並開放越北作家和北韓文學在市場出版流通。因此南韓的作家們開始能自由創作關於南北韓統一分斷文學的議題。另一方面，隨著1990年代後半，因國際對北韓實施經濟制裁，北韓國內又發生大飢荒，因此北韓政府開始實施 「苦難的行軍」政策時，產生了許多為了逃離飢荒環境，因而越過國界，最終逃到南韓的脫北者們。在這樣時代背景下，許多進步陣營的南韓小說家們開始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開始大量書寫關於脫北者的文學作品 [2]。除了南韓當地作家對北韓作家的書寫，也有脫北者們將自己的脫北親身經歷寫成報導文學，或是由脫北者們自己組成的「流亡北韓作家PEN文學」等文學團體(망명 북한 작가 PEN 문학 )，嘗試創作各種各樣的關於脫北或南北韓議題的文學 [3]。此外，許多脫北者在接受國際組織的救助後前往美國，並在接受美國人道團體資助，接受美國教育後，用英文出版現在在美國相當流行的脫北者手記 [4]。
圖片為脫北者的逃亡路線，圖片由Ceosad提供，照片版權為CC BY-SA 4.0 DEED。
但大多數由南韓作家創作的脫北文學的主角都是以女性為主，而在這類作品中呈現出的脫北女性的形象都只被單純地描繪成受苦受難，急需作為同胞的南韓大眾同情救助的被動主體。韓國學界也有研究批評這類的書寫根本就是另類的「東方主義化」脫北者的敘事。 而值得矚目的是，透過美國人道主義管道救助，並公開發表作品的脫北者大多也以年輕女性為主，而其敘事手法大多皆已美國式的自由主義為基準，批判北韓政府有多封閉壓抑、逃難過程有多痛苦，而在美國受的教育和生活方式有多自由美好的成長敘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曾上過TED演講，其作品『為了活下去』也在台灣出版的朴妍美。這類型的敘事不斷透過妖魔化北韓體制來讚揚美國的自由民主體制有多美好，並持續再生產美國/北韓，自由主義/社會主義, 民主/獨裁之間二元對立的刻板印象。目前該類型的敘事還沒有太多相關研究，仍待更進一步的分析批評。
本文關注的小說在上述主要的幾個敘事主流之外，是位於中國東北地區的朝鮮族自治區的朝鮮族社會中所書寫的關於脫北者的敘事。由於脫北者們再越過圖們江，逃離北韓之後，不得不經由中國東北地區才能抵達下一個目的地。而剛好居住在東北地區，又懂得朝鮮語的朝鮮族們也自然而然地有多機會與脫北者接觸。有別與上述幾種僅侷限於抽象理念的脫北敘事，與脫北者有實際交集經驗的朝鮮族的脫北者書寫更能以社會、經濟的角度來凸顯脫北者的現實面相。
錦姬是第三代的朝鮮族作家，本名為金錦姬，於1979年出生於中國的吉林省，並在該省的朝鮮族部落中度過青少年期。她在1997年進入延邊第一師範大學，並在大學期間擔任朝鮮族小學的老師，同時也進行中、短篇小說的創作。在離開教職後，她曾到韓國的大田、大邱等地擔任中文講師、旅館清潔工，餐廳服務生。其後，她又回到中國，並在2007年以短篇小說〈狗屁〉得到了延邊文學學會的「尹東柱新人文學獎」，因而在朝鮮族文壇開始發跡。此外，她在2014年在韓國文藝雜誌《創作與批評》發表的描寫關於脫北者女性的短篇小說〈玉花〉也在韓國文學界受到相當大的矚目[5]。
位於中國吉林市的朝賢族民族園，由Senkaku Islands提供，照片版權為CC BY-SA 4.0 DEED。
她在2014年發表的小說〈玉花〉就是一部以朝鮮族的角度出發，以自我省察的方式來摸索該如何與脫北者這既熟悉又陌生的他者相遇，並思考應該如何納悅異己的小說。這篇小說以位於中國長春省的朝鮮族的同胞教會為背景，比以主角「虹」在教會聚會中遇到了女性脫北者「她」，以及不斷追尋環繞著「她」周圍的謠言和真實，並企圖理解「她」真正處境的過程作為這部小說的敘事主軸。
主角虹在教會的祈禱聚會中遇到一位女性脫北者，這位女性脫北者向自己宣稱自己想去韓國，因此希望能向主角借四千元作為旅費。主角虹因難以拒絕這位脫北者女性的要求，因而產生複雜的內在糾葛。尤其是在聽過教會的其他教友們對這位脫北者女性的各種負面評價後，虹便回想起了四、五年前曾經來到家中，並與自己弟弟有過一段短暫姻緣，後來卻無端不告而別的女性脫北者「玉花」的相關回憶。這使得主角虹變得更加苦惱。
玉花是四、五年前虹的母親偷偷帶回來家裡的脫北者。當時，虹的母親相當同情玉花的處境，將她照顧得無微不至，並希望她能成為自己兒子的另一半，因而將她介紹給自己的兒子。虹也因而將玉花當成「母親視為掌上肉的兒子一同生活的女人，因而充滿了只想對她好的心意」[6]，甚至在「每次回到故鄉時，不管是肉還是昂貴的水果，衣服還是書或是零用錢，甚至連最新型的手機和MP3」[7] 都不吝買回來給她。
但這虹一家看似向玉花施予的好意其實並不如表面上單純。這種善意其實更與朝鮮族社會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緊密連結。虹的母親的根本意圖其實是要讓玉花與自己「從小就體弱多病，頭腦也不靈光，過了三十好幾都還沒成家的兒子」牽線。從母親日常在嘴上哼的歌曲「不管是誰都會帶一兩個北邊來的女人回家，分給他們兩個一塊田，再讓他們去市區工作，再生一兩個孩子不就好了嗎？」[8] 即可得知朝鮮族社會對脫北者(特別是女性)的基本認知和意圖。即脫北者女性玉花其實是被要求充當朝鮮族家父長制秩序中空缺的「妻子」和「母親」的角色。他們接受脫北者玉花的方式並非立基於德希達所提出的無條件的悅納異己的倫理，而是徹底地建立在朝鮮族社會對脫北者想像和條件。最終女性脫北者只有透過「結婚」的方式才能成功的被朝鮮族社會承認，並堂堂正正地成為當地社會的客人。因此這種對玉花實施的善意和施捨其實並非立基於作為異鄉人的脫北者的需求，而是建立在作為定居者的朝鮮族對他者的條件之下。在朝鮮族社會中，脫北者一方面總是被視為無助又貧窮，需要被同情幫助，一方面又被視為是比朝鮮族的文化水準落後的「農村姊妹」。最終脫北者在朝鮮族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就並非能自己自主，而是只能在單方面的迎合朝鮮族社會對他(她)們的期待。這種對脫北者的應對方式其實也就是康德所說的具條件式的寬容，只有客人在遵守主人擬定的條件式的條件下才能享有這樣寬容的權利。
但另一方面，小說中玉花的行徑卻大大地脫離了既有的相當刻板印象化的單純受害者形象。「玉花比虹一家人想像的還要更加伶俐又能幹，並在短時間內就適應了新環境。在虹的家中待沒多久，玉花就開始能隻身在社區附近散步，並與弟弟一起去市區大肆採購。也沒人教她，她就靠自己獨自學會了中文，甚至比弟弟更快學會使用電腦。[9]」不僅如此「她還趁弟弟不在的時候以要賺媽媽的藥錢為藉口，要求要別人介紹工作給她」[10]，甚至以媽媽的名義在外面賒帳，還預知了打工的薪水，到處欠了不少的債務。後來甚至在虹向玉花問起她在超商和麵店賒帳的事，以及家中客廳上無端消失的零錢的去處時，玉花都堂堂正正地坦承是自己所行。這種向定居者的要求變得越來越多，又充滿欲望的主體行徑更讓虹一家感到不知所措。這種脫離既有朝鮮族對脫北者的慣習性認知的玉花的行動開始引起了周遭居民的注意。他們也勸告虹：「這種情況通常一開始都是出門找工作，之後就是離家出走，等你們家弟弟回來後趕快讓他們生一兩個孩子才是上策。[11]」由此可見，這種作為定居者的對他者實施的「條件式的寬容」就只有在他者沒有越過定居者所設下的規範界線的情況下才得以可能。只有在符合朝鮮族社會對脫北者女性的家父長秩序的想像，脫北者才能被當地社會所接受。
後來有一天，玉花只留下一封信和一張五千元的借據，就悄然無聲地離開了家裡。這一事實對虹的家庭造成了極大的傷害。這樣過去曾與玉花交際的經歷又與現在要求向虹借款的女性脫北者的情況重疊，使得虹更加陷入天人交戰的困境。不只是虹，教會中的其他教友也都謠傳這名女性脫北者「他們至今幫了她這麼多，也不見她對我們懷抱一絲感恩，也看不出她有想好好生活的樣子，一開口就淨是各種要錢的藉口。[12]」所有人將她視為只知道接受他人救濟，甚至得到幫助後還不知感恩的忘恩負義的人。但其實就根本的意義上來說，擔任主人身分的教會和虹一家人對脫北者的憐憫和施捨的善意其實都只是站在自我中心的角度，並非真正立基於身為異鄉人的脫北者身上。因此脫北者們在在朝鮮族社會中發生的問題也並非真正的得到解決，而僅被化約為個人道德品行的問題。這些脫北者們究竟是為何離開北韓來到此地？他們在朝鮮族社會中如何生存？發生的問題應該在什麼樣的脈絡下理解等問題都沒被真正地直視。因此，朝鮮族和脫北者之間的關係就只侷限在這種充滿位階，且單方面的「施捨—授予」的關係，雙方之間並沒有達到真正的相互溝通。
但在小說中，這種「朝鮮族—脫北者」的充滿位階的構圖在小說後半部登場的在韓國工作四、五年後，再回到長春的虹的堂哥在韓國經歷的「韓國人—朝鮮族」的情況產生對比，因而產生了相當有趣的對照。雖然其他朝鮮族朋友們都對剛從韓國回來的虹的堂哥投以欽羨的目光，但虹的堂哥卻坦承了他在韓國所歷經過的各種苦楚。「唉，在那裏過得根本就是生不如死，再活得好的國家生存又如何，我們這些人根本就無法活得跟當地人一樣啊!」他也吐露自己在韓國歷經過的各種非人的過勞工作、韓國人對朝鮮族投射的各種歧視和偏見，以及人權不受保障的實情。「只要一睜眼就是工作，除了工作以外我們根本過得就像是什麼權利都無法保障的像機械一樣。在那裏我們活得像行屍走肉一般，除了非法滯留者的身分之外根本什麼都不是。[13]」就像這樣，在這篇小說中，堂哥在韓國的情況巧妙地與在朝鮮族社會中玉花與其他脫北者女性所需承受的身為的異鄉人的處境相互並置。
虹也將堂哥向自己說的「在不是自己國家的異地生活所產生的不安情緒，或是在不認識任何人又無法相信任何事物的情況下，不管是去到哪裡或遇見了誰，都沒辦法吐露自己真實的情況」的經驗與脫北者「她」的處境相連，並考慮到「她」的情況是否也向表哥一樣有苦難言。此時，在朝鮮族社會中只能以非法滯留者的身分生活的脫北者玉花和「她」的處境與在韓國處於弱勢位置的堂哥的經驗產生連結，並開始想起「她」的情況是否也像堂哥一樣有苦難言。也想到「或許就是因為這樣的不安感，使得他們不得不離開這裡的吧。離開這裡，再去到另一個不讓自己充滿不安的地方…… [14]」在這樣的意識轉換之後，脫北者就不再只是與自己完全無關的抽象他者，而是透過與朝鮮族的現實經驗連結後所產生的真正能開始理解他者的共同基礎。
雖然在這篇小說中，虹對脫北者的痛苦產生共感，卻也不只是單純將脫北者的痛苦跟朝鮮族所處的痛苦畫上等號。就像四、五年前玉花在離開時留下來的信中寫到「我比須要走了，姐姐」等隻字片語，並沒有吐露真實她為何要離開的原因一樣，「她」在離開中國前，最後一次與虹見面時，終於向虹訴說了自己當初脫北的過程，也向虹表達自己的謝意。最後，她最後留下了一句：「我到現在為止都還是不懂教會裡的牧師每天說的相信究竟是什麼意思。但至少我知道這個道理。一個人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就只有上帝才知道，其他人是不可能會知道的」的話 [15]，便離開了虹，出發前往韓國。
在女子離開後，虹一直不斷地回想起女子留下來的最後這句話的意涵。最終虹將女子理解成無法完全理解的他者，並改變了一開始認為不需還錢的想法，並認為必須要求女子還錢才是真正尊重女子。在女子離開地隔天，虹決心為了祈求女子在旅途中一路順遂，因而久違得再度去了教會。此時，祈禱的行為並不再是以全知全能的定居者對他者實施的條件式的寬容，而是將脫北者女性的位置委託在自己無法掌握的宗教的位置，並承認自己對他者認知的侷限。這部作品即以這樣的方式探問對完全無法理解的他者進行納悅異己的可能性。最終小說中呈現的對脫北者的認知即是理解的不可能性。即承認自己終究無法徹底理解他者。納悅異己即是在這種對他者的理解不可能性的認知中開始，而其實踐方法也是建立在這樣的認知上。只是單純的同情其實很容易陷入單一方向的感傷認識或自我中心的思考。只有在徹底地認識到這種不可能性之後，我們才能脫離寬容的層次，真正邁向實踐納悅異己的道路。
註腳:
- 朝鮮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公認的漢族以外的五十五種少數民族之一, 主要分布在東北三省（吉林省、黑龍江省、遼寧省）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不少朝鮮人為了尋找新的農耕地因而來到滿州，而在殖民地時期，因政治避難或生計問題所造成的滿州移居則到達了高峰，人數曾超過一百七十萬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賦予留在當地居住朝鮮族國籍，從此朝鮮族便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當時的朝鮮族總人口約110萬。中國政府依照少數民族政策給予朝鮮族一定程度的民族自治權, 並將朝鮮族居住的地區劃定為延邊朝鮮族自治區。1982年中國開始開放朝鮮族到南韓探親，而隨著1992年中韓建交，1997年韓國政府制定在外同胞簽證法，吸引大量年輕朝鮮族族群開始大量流入南韓進行3D類型(Dirty : 骯髒. Dangerous : 危險.Difficult : 辛苦)的短期工作。由於南韓和中國薪資差異甚大，使得大量朝鮮族願意承擔風險，甚至是以違法簽證或非法滯留的方式留在南韓工作。根據中國政府統計，目前具有合法身分滯留在南韓的朝鮮族約有70萬人。
- 박덕규, 이성희編, 『脫北者的離散』，「以民族的特殊經驗來看全球的未來的包容」，푸른사상，2012年， 15頁 。
- 김효석, 「脫北民文學的現況與展望 -以流亡北韓作家 PEN 文學為中心」，《韓民族文化研究》76輯，2021年，124頁。
- 相關研究可參見김은하, 「脫北女性離散再現的性別政治學—以『薔薇花』和『鉢里公主』為中心」，韓國 文學論叢』55輯, 2010年。
- 최효예, 「錦姬小說研究 」,《釜山大學國語國語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9年, 2頁。
- 錦姬, 『世上沒有我的家』, 創作與批評社, 2015年, 「玉花」，頁77。
- 錦姬, 『世上沒有我的家』, 創作與批評社, 2015年, 「玉花」，頁77。
- 錦姬, 『世上沒有我的家』, 創作與批評社, 2015年, 「玉花」，頁75。
- 錦姬, 『世上沒有我的家』, 創作與批評社, 2015年, 「玉花」，頁78。
- 錦姬, 『世上沒有我的家』, 創作與批評社, 2015年, 「玉花」，頁78。
- 錦姬, 『世上沒有我的家』, 創作與批評社, 2015年, 「玉花」，頁78。
- 錦姬, 『世上沒有我的家』, 創作與批評社, 2015年, 「玉花」，頁79。
- 錦姬, 『世上沒有我的家』, 創作與批評社, 2015年, 「玉花」，頁82。
- 錦姬, 『世上沒有我的家』, 創作與批評社, 2015年, 「玉花」，頁83。
- 錦姬, 『世上沒有我的家』, 創作與批評社, 2015年, 「玉花」，頁86。
參考文獻
박덕규, 이성희編, 『脫北者的離散』，「以民族的特殊經驗來看全球的未來的包容」，푸른사상，2012年。
김효석, 「脫北民文學的現況與展望 -以流亡北韓作家 PEN 文學為中心」，《韓民族文化研究》76輯，2021年。
김은하, 「脫北女性離散再現的性別政治學—以『薔薇花』和『鉢里公主』為中心」，韓國 文學論叢』55輯，2010年。
錦姬, 『世上沒有我的家』, 創作與批評社,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