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歸何處？——讀Eva Illouz的The Emotional Life of Populism

At Home in the World of Sentiment — Reading Eva Illouz’s The Emotional Life of Populism

Article by 民粹主義與情感政治寫作小組 [1]: 陳楚思（CHAN Chor See）, 楊啟晴  (YEUNG Kai Ching), 吳耀鏜  (NG Yiu Tong), 甘文傑  (KAM Man Kit）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emotional structures in the Israeli political realm, Eva Illouz’s The Emotional Life of Populism attempts to think through the phenomenon of contemporary populism, exploring why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adopting a flawed ideology to understand the society. She analyzes four emotions that support contemporary populism, namely fear, disgust, resentment/ressentiment, and love/national pride. She suggests that we need to nurture an emotion aligned with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 fraternity – as a counterweight. This paper seeks to engage in a dialogue with Illouz, exploring these emoti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populism, and reflecting on how we can transcend or resist these populist emotions. The questions this paper hopes to consider include: Can the author’s analysis of Israeli populist politics and its connection to fear, disgust, resentment, and love/national pride be a usefu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populism in other places? Should and can political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that emphasize equality and democracy be adopted as means to overcome the logic of populism? Is “fraternity”, as advocated by Illouz, the real alternative to populist emotions? Ca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sentment be transformed and overcome by adjusting its directionality? By exploring these ques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think together with the author about how to find an emotional path that may be able to overcome popu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摘要: 透過剖析以色列政治場域的情感結構，伊娃．易洛斯（Eva Illouz） 在 The Emotional Life of Populism嘗試反思當代的民粹主義現象，探討為何愈來愈多人會用有缺陷的意識形態 (flawed ideology) 去理解社會。她分析了四種支撐當代民粹主義的情感，包括恐懼（fear）、厭惡（disgust）、妒恨（resentment/ressentiment）和愛／民族自豪感（love/national pride），並建議需孕育一種符合民主精神的情感——博愛　fraternity)——以作抗衡。本文嘗試與Illouz對話，探討此幾種情感及它們與民粹主義的關係，並反思應如何超越或抵抗這些民粹主義情感。本文希望思考的問題包括：作者所分析的以色列民粹政治及其與恐懼、厭惡、妒恨和愛/民族自豪感的關係，可否用作為分析其他地方的民粹主義的參考框架？重視平等和民主的政治論述和實踐應否以及能否克服民粹主義的邏輯？超越民粹情感的歸宿，是否作者(Illouz)所指的博愛？妒恨可否以透過調校其方向(directionality)來改變其負面影響？藉探索上述問題，本文旨在與作者一同思考如何於當代世界尋找能夠克服民粹主義的情感出路。

關鍵詞：民粹主義、情感政治、民主、有缺陷的意識形態、身份政治

Keywords: Populism, Emotional Politics, Democracy, Flawed Ideology, Identity Politics

Header Image: “Israel Jerusalem Jewish Quarter” licensed under CC0

內文：

The Emotional Life of Populism的作者Eva Illouz是在以色列任教社會學的一位猶太教授。此書從以色列內部政治的角度出發，梳理其與巴勒斯坦的矛盾，特別是分析民粹情感的成因及影響，對思考今天的以巴局勢，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這書四個主要章節，分別討論作者認為是構成民粹政治的四種情感 —— 恐懼 (fear)、厭惡 (disgust) 、報復/妒恨 (resentment/ressentiment) 和愛／國族驕傲 (love/national pride)，並以此分析內塔尼亞胡 (Benjamin Netanyahu) 治下的以色列政治動態，在結語提出以培育博愛 (fraternity) 這種情感去抵抗民粹傾向、重建民主社會。

支撐民粹政治的四種情感

在眾多近年有關民粹主義的研究中，此書以頗新穎的視角，將四種普遍的情感跟民粹政治的具體操作細緻地扣連，為思考民粹情感動員提供理論與實証緊扣的參照。作者用「剩餘想像情感」（surplus of imaginary affects）這概念提醒我們，民粹情感是建基於真實的社會經驗，再加上想像的敘事，才得以放大。作者認為，以色列的民粹與三種真實社會經驗相關，一是猶太人於歷史上經歷過的集體創傷、二是1967年佔領土地、三是自己或上一代於阿拉伯地所生的米茲拉希猶太人（Mizrahim Jews）長年被歧視或忽略。民眾因這三種容易孕育出恐懼、厭惡和妒恨(fear, disgust, and resentment)的真實社會經驗，而被政治人物以扭曲的敘事帶往民粹動員的方向，轉化成對民族國家或猶太人的愛（love）。作者引述Jason Stanley的「有缺陷的意識形態」（flawed ideology），嘗試在不否定民眾的想法和情感的同時，試拆解他們所抱持的意識形態如何自相矛盾、表裡不一、顛倒事物的因果。

作者探討的第一種情感是恐懼。作為人類為保存生命而衍生的最強大的情感，恐懼往往能壓倒理性、道德和策略性考量，甚至被挪用為政治動員工具，令真真假假的威脅變成了聚光燈下的唯一。以內塔尼亞胡的政治操作為例，作者呈現了民粹政體如何有意識地生產和維持其支持者的恐懼感，以逐步取消基本的人權自由。

作者紀錄利庫德（Likud）集團所慣常採用的恐懼生成手段，包括用種種政治語言納粹化阿拉伯人（即使阿拉伯人與過去泛歐洲的猶太人大屠殺無甚關係）；同時將阿拉伯人的存在構建成具神話色彩的「猶太人末世浩劫」(Shoah) ，把阿拉伯人打造成形同鐵板一塊般的群體 (indifferentiated mass) ，視其為當代反猶太主義的載體。作者提出，部份以色列人甚至不會採用「巴勒斯坦人」的稱謂。

此等操作令安全至上的意識形態籠罩以色列政治，使國家安全、壯大軍力、生存和殺敵以外的訴求和價值無法進入公共。同時，關乎生存威脅的論述造就了永恆的例外狀況 (permanent state of exception)，導致政權不再需要關注長遠的利民政策，以「安全之名」肆無忌憚地繞過法律，容讓軍隊和秘密警察成為國家機器的行動主體， 輾平所有與阿拉伯人和平共存的可能性。

作者接著分析厭惡感（disgust）—— 種族主義者擁抱的情緒。厭惡感令人在特定事物面前產生想避之則吉的生理反射。Illouz 分析，厭惡感來自事物的分類象徵而非事物本身，例如印度的種姓制度就是建基於「潔淨」與「不潔」的分類系統及人對被不潔之物「污染」的恐懼 (fear of contamination)。作者進一步指出，以色列的種族主義不只建基於宗教規條，同時亦依附於以色列軍事佔領的社會和地理結構，令到本是緊密地共存的猶太人定居者和阿拉伯族群在地理和社會制度上被區隔。換言之，厭惡感是由宗教和軍隊兩個體制合謀而生，極右宗教國族主義者大多透過猶太拉比在軍訓時期的教導，建構出對各種「非我族類」的厭惡，首當其衝的是阿拉伯人，延展至世俗的、左翼、猶太教的改革分子（reform Jews）、女性主義者、同性戀者，等等。厭惡這情感意味著對走近、親密、混合、共融的懼怕，強化了「我們」vs「他們」之別，以至衍生出各種恐外排他的價值觀 (xenophobic attitudes)，構成了民粹主義的一個重要元素。

作者描述一種諷刺的現象﹕以色列人對於阿拉伯人抱有一種「啟蒙後」的厭惡感 (“enlightened” disgust)——意思是，以色列人自以為比阿拉伯人思想更開明，以阿拉伯人思想保守、不認同LGBTQ、不明白民主精神為借口，支撐厭惡他們的情緒。

恐懼和厭惡以外，作者指認的第三種民粹情感是妒恨 (resentment/ressentiment)。作者強調，妒恨是一種暴民式的報復慾望，但由於沒有能力將報復化為行動貫徹到底，也就成為了一種因失去想像或真實的權力而引發出的怨恨情緒，或報復的狂想 (fantasies of revenge)。有趣的是，作者指出，這種情緒並不天然地與民主不相容，它其實源自一種想修復正義的民主訴求，但在民粹領袖操弄下卻會被轉成分化社群的工具。

作者把透過妒恨/報復情感作動員的民粹政治現象，形容為受傷害的自戀主義所造就的集體心理記憶，或將受害化成武器 (weaponizing victimhood)。透過集體受傷的心理記憶的政治動員，強化了妒恨的情感力量 —— 儘管在現實中，這種政治動員相對忽視經濟及其他實在利益的面向，所產生的實質效果，往往跟民眾想得到的正好相反，這正是有缺陷的意識形態 (flawed ideology) 的一種特性。而妒恨在政治上亦是一種最難以捉摸、滑不溜手的集體情感。

作者最後探討的民粹情感是愛，或國族驕傲(national pride)。如果恐懼、厭惡和妒恨指向的是區分內外、製造敵我，那麼將群眾黏合在民粹大旗之下的，正是愛國主義或民族驕傲。在以色列，國家就是家庭的延伸，它將人們聯繫並團結在一起。

以色列建國期間，社會主義左派成功建立了以宗教象徵主義（religious symbolism）和猶太人的族裔身份（ethnic identity）為基礎的民族主義。然而這種以團結為目的的民族主義意識如此強烈，無視各類社會矛盾，當中包括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 Jews 歐洲的猶太人後裔）和米茲拉希猶太人（Mizrahim Jews 從中東或非洲移民來的猶太人）之間的衝突，以致民族主義逐漸變質，成為右翼民粹的情感基礎。

作者指出，內塔尼亞胡將過去左翼相對世俗化的民族主義，改造成更依賴宗教符號和原則的內容，嘗試將「以色列性」定義為宗教意義下的「猶太性」，並以此延伸打造各類非我族類的敵人。

【圖2.】Photo scanned by 民粹主義與情感政治寫作小組

左翼在右翼民粹興起的角色

既有的民粹主義的分析，大多集中於右翼民粹政黨，少有分析左翼政治力量在右翼民粹興起中扮演的角色，此書是一個例外。

作者透過分析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互動，認為以色列左翼亦有歧視其他以色列群體之嫌。作者指出，當代不少以色列左翼都是地位較優越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他們理論上應關心階級不公，但實際上在面對不同膚色、族裔的猶太人時，卻無法貫徹平等的理念，這種言行不一成為民粹仇恨的催化劑。

此外，部分主張多元文化的左翼社群曾直接支持執政的右翼集團。例如HaKeshet Hamizrahit，主張多元文化主義，並會批判猶太復國主義 (Zionism），但是它為米茲拉希猶太人爭取權益的定位，卻令它的成員成為右翼政黨Shas的支持者（Rosmer 2014）。作者認為，右翼政黨展示出關心社會或族裔不平等問題的姿態，表面上迎合了左翼的價值，但實際上，他們將左翼反種族主義、文化尊嚴、反精英主義等語言嫁接上宗教身份、保留傳統、反外國人等保守主題，是舊酒新瓶，換湯不換藥。

作者最後提出一個頗具爭議的觀點：以受害人身份冒現的民粹政治操作之所以行之有效，部份原因是基於左翼的一種不經意的推廣，包括他們為種族少數及女性受害者發聲所採用的語言——一種建基於身份政治和簡單抽象的道德訴求的話語，最終為右翼民粹收納。

然而，這裏需要補充的是，儘管以色列社會主義左派曾在建國前及初期的政治運動中極具影響，他們的影響力到了今天已江河日下。作者引述2019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只有7%的以色列猶太人認同左翼政治，若說左翼影響巨大，甚至是造成以色列民眾受傷害的主因，只是一種建基於妒恨情感的意識形態幻象。我們參考了此書以外的文獻，試圖勾勒以色列「左翼」板塊的複雜性。以色列第一個工人政黨成立於1905年，比立國還早40多年，這些早期的左翼政黨集中於階級議題，對於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有不同取態，不少曾經對其極力反對（Balthaser 2020）。然而，也有些左翼政黨會嘗試揉合猶太復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如1930年成立的「以色列土地工人黨」(Workers’ Party of the Land of Israel, 簡稱Mapai)；而另一左翼政黨Mapam甚至主張建立猶太—阿拉伯共存的新國家。這些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左翼聲音在以色列1948年建國後一段時間內的政治光譜中佔一重要位置，例如Mapai於1949年的第一次國會選舉後，成為了第一大黨（Mapam為第二大黨），並於繼後的30年成為以色列的領導政黨。它的成功，據Levy (2023)的分析，除了源於其在爭取獨立建國過程中的貢獻外，亦歸功於這左翼力量願意融合猶太復國主義，不忌憚以「現實政治」的手法既吸納工人又同時爭取民族主義者的支持。然而，於1967年「六日戰爭」後，Mapai等左翼政黨的政治影響力逐步消退，並於1977年敗於右翼，失去統治地位，之後幾屆選舉左右翼輪流執政，在1992年至1999年工人政黨(Labor Party及Meretz Party)連續三屈勝選，於20世紀最後十年嘗試積極推動左翼理想成為國家的政治基礎，但之後無以為繼，21世紀基本上是右翼的天下(除2006年)。可想而知，批判猶太復國主義的左翼聲音就得到更少空間了。

Levy(2023)指出，隨著上世紀末蘇聯的解體、左翼總理Yitzhak Rabin的遇剌令以色列左派失去領袖、再加上大衛營和談的失敗，右翼民粹的興起，左翼的訴求和策略雖然不斷演變，例如經濟政策向右傾斜和強調性／別平等、為移民勞工爭取權益，嘗試適應當前局勢和民眾需求，但其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如今，以色列左翼以少數政治派別的形式存在，著力點涵蓋階級、性/別及戰爭等議題，但立場和意見分散，無法形成有效的反對勢力 [2]。

如何超越民粹主義，或其情感？

作者不忘提供一些超越民粹主義情感的可能性。例如，作者引弗洛伊德對恐懼 (fear) 和焦慮 (anxiety) 的區分，說明在面對真實的危險時，更有可能在恐懼驅使下作出積極的反應，例如迎戰或逃逸，但在想像或虛假的危險中，人的反應卻會比較接近焦慮，即陷入一種身體癱瘓的狀態。

作者對無效恐懼／焦慮的洞見，可見於一段她與三名住在戰火區的以色列人的訪問紀錄，它揭示直面真實生命危險的人反而能更客觀觀察並發展有效的自我保護策略；同時，由於與敵人有較頻繁的真實接觸，他們反而能保持對敵人的同理和更開放的理解。或許當人能真誠地看見彼此，再有機心的妖魔化都敵不過會說話的現實。

又例如在討論妒恨時，作者引用Jeremy Engels的觀點，強調妒恨其實源自修復正義的民主訴求，但這情感力量卻被民粹領袖導向破壞民主，因此問題不在於妒恨本身，而在於其指向(directionality)，隱含了這情感的可塑性。

此外，作者並不認為所有形式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都是有害的，作者似乎並不反對建立在對國家的批判之上的民主愛國主義，甚至認為這種情感或可作為建立共同體的道德和情感框架。

作者對民粹情感的終極回應，是提出一種能取代恐懼、厭惡、妒恨、民族自豪的情感，也就是與民主相容、有助建立良好社會的情感。她借助Hannah Arendt的分析，批判地拒絕 Martha Nussbaum所提出的愛 (love)，建議應由愛轉向到博愛(fraternity)。

作者引述Arendt反對將愛置於公共事務之中的觀點，強調愛總是包含某種形式的自戀成分– 我愛一個人，蘊含著需求他也愛我的欲望， 這種排他性的欲望令愛不應擴展到公共領域，否則人類就無法於公共領域或陌生人群中做出不帶偏私、完全公正的判斷和評價。作者認為，博愛 (fraternity) 和共情 (compassion) 是較有潛力超越或取代民粹主義情感的選項，這兩種情感都以其對象的陌生感和多樣性為前提的，保護少數人的權利不受多數人的支配；國際層面上，它防止民族主義者造成的封閉，並迫使主權國家尊重普世的人權價值。與團結（solidarity） 不一樣，博愛並非建立於一致的意見或憐憫他人的情感之上，而是建基於一個政治社群內的道德和正義的司法觀念。因此對話、寬容、正義和充分的公民權，以及堅守普世主義（universalism）的價值，都包含在博愛的概念之內。 而在實踐中，博愛將權利擴展到無權無勢的人，將國家的任務視為保障每一個人而不僅僅是捍衛特定群體權利。

對民粹情感的批判性閱讀

由於作者只是用以色列右翼政治操作的具體呈現來描繪情感與民粹主義的關連，似乎假設了一種不証自明的民粹主義的存在，但卻沒有將民粹主義的性質界定得很清楚，也就是未能夠將民粹主義理論化，印証了Ernest Laclau對既有的民粹主義文獻的批判 —— 無法掌握民粹主義的根本運作原理或邏輯。

作者對民粹政治的界定，主要參照研究民粹主義（特別是以色列政治）的學者。然而，作者引用的這些研究時，主要是列舉式或描述性的，例如 Levi & Agmon 將民粹主義的主要特徵描述為破壞新聞及法制的認受性，以及國家官僚的政治化等；Bagaini則點出民粹主義的三個特徵：能吸引那些認為自己被邊緣化的人、強烈的反精英修辭和恐外／仇外價值觀。這種描述性或列舉特徵的方式，其實可以不斷添補。

然而，缺乏一種能夠清晰界定什麼是或不是民粹主義、民粹政治的基本分析單位是什麼、對象是什麼、邊界又是什麼、運作邏輯又是什麼，令我們很難深入理解作者引用的「民粹主義主要是一種身份政治」(p.17) 的具體含義。如此對民粹主義的低度理論化，亦令人不容易借用作者的分析，去判斷在不同地區不同脈絡下的各種情感與民粹主義扣連時，將產生什麼後果，自然也難以判定作者最後所提出的「博愛」是否有助超越（右翼）民粹。

有關博愛是否真的能取代或超越各種民粹主義的情緒，還存在其他值得商榷之處。雖然作者一再強調博愛與普世主義需要緊密聯繫，並且指出其基礎是政治社會中的道德和司法正義觀念，但作者並沒有進一步說明或指出可以如何實現這些觀念。作者倡議將博愛扣連普世主義，這種組合似乎能比較清楚說明／界定博愛，然而，當一種個人情感（包括博愛）被導入公共領域時，情感的演繹／解釋會否一直跟隨作者所意願的方式行進？或會否被不同的社會力量挪用並再度孕育成另一種民粹情緒？

此外，有關民粹政治中的左翼角色，以至隱含對左翼該如何回應民粹政治的關注，若作者能夠扣連一些對民粹政治邏輯更為根本和理論化的研究，例如 Ernesto Lauclau 的《民粹的理性》(On Populist Reason) 和 Chantal Mouffe 的《寫給左翼民粹主義》(For a Left Populism)，或更有助讀者進一步思考。Laclau 和 Mouffe 提出的是，左翼可以將空洞能指扣連建基於平等民主等價值的政治議程，將群眾情感引導向左翼想推展的行動，以改變民粹主義的走向。在他們的語境之中，民粹主義並沒有貶義，只是一種爭奪統識(hegemony)的策略，是政治的本體。不過，Illouz 卻似乎認為，用民粹的方法傳遞左翼的理念，只不過是一種強化民粹主義的大雜燴，一旦群眾透過這種框架投入了與民主體制相違背的情感（如厭惡、恐懼），就只會離民主愈來愈遠。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根據 Gilles Deleuze的解讀，尼采意義下的妒恨，似乎在根本上是指向一種沒法當家作主的意志和情感，因此可以說是違背民主（由人民當家作主）的基本原則的，這跟Illouz的觀點相左，也跟她認為妒恨有多種可能的方向性(directionality) —— 導致它並非必然是暴民式的民粹政治基礎 —— 有重要的差異；事實上，尼采將妒恨這情感與他所謂的奴隸公式 ——「你邪惡所以我善良」—— 直接扣連，因此顯然無法從妒恨這情感中生長出主人的權力意志 ——「我善良所以你邪惡」，也就無從產生當家作主的意志和情感，循此推論，我們很難透過改變妒恨的方向，去超越民粹政治。

總結

這些局限，並不減損 The Emotional Life of Populism 的重要貢獻，我們嘗試提出這些問題或不足，旨在於作者嚴謹而系統的分析之上，作出有助深化相關議題的補充，希望能延展對民粹情感的反思，為止息戰火的遠景，勉力邁進一步。

Notes：

[1] 關於「民粹主義與情感政治寫作小組」: 本文是「民粹主義與情感政治寫作小組」的集體創作，除陳楚思、楊啟晴、吳耀鏜三位成員外，參與討論和寫作的還包括歐陽秀、關玉腴、甘文傑。文章最後由陳楚思統稿。民粹主義與情感政治寫作小組關注當代民粹主義現象及其情感結構。小組成員均曾參與伊娃·易洛斯（Eva Illouz）的The Emotional Life of Populism讀書會，受作者啟發，希望透過分析書中所提出的理論，探討恐懼、厭惡、妒恨和民族自豪感等情感對民眾政治認知與行為造成的影響，並反思如何超越這些民主制度面對的挑戰。

[2] 有關以色列左翼政治力量的更詳細分析，可參閱 Balthaser (2020), Matan Kaminer and Joel Beinin (2020), Rosmer, Tilde (2014)。

References (參考文獻)：

Balthaser, B. (2020). When anti-Zionism was Jewish: Jewish racial subjectivity and the anti-imperialist literary left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to the Cold War. American Quarterly, 72(2), 449-470. https://doi.org/10.1353/aq.2020.0027

Deleuze, G. (1983).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H. Tomlinson, Tra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llouz, E. (2023). The emotional life of populism. Polity Press.

Kaminer, M., & Beinin, J. (2020, May 28). From class struggles to women’s rights to fighting occupation, Israel’s ‘independent left’ was never a cohesive social movement. Yet its impact is being felt to this day. +972 Magazine. https://www.972mag.com/israeli-history-independent-left/ 

Laclau, E. (2007).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Levy, M. (2023). The demise of the left parties in Israel: From party identification to negative partisanship. Przegląd Politologiczny, 28(3), 73-86. https://doi.org/10.14746/pp.2023.28.3.5

Mouffe, C. (2019). For a left populism. Verso.

Rosmer, T. (2014). Israel’s Middle Eastern Jewish intellectuals: Identity and discourse.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1(1), 62-78. https://doi.org/10.1080/13530194.2013.87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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