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复印info是一個信息站和印刷工作室，位於武漢。「复印」是「info」的音意互轉。在方便鄰里打印的同時，也方便知識的共享/流動/DIY；並以此為起點，尋找聯合的可能性。

子杰的工作混雜著行動、合作與建檔的多重野心，這讓复印info的小冊子們同時具有敏銳的靈活性和深刻的反思維度，且出乎意料地輕巧便攜。我們的對談從空間出發：城市的空間，另類的空間，行動的空間——如果复印info不僅是一家打印店，它還有什麼功能？

關鍵詞：DIY、技術、人機關係、城市空間、行動

Abstract:

Fuyin-info, a Wuhan-based infoshop and risograph printing studio convenient for the neighbourhood, serves as a space and point of departure facilitating knowledge sharing, movement, and DIY culture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new alliances.

We interviewed its founder, June Lee, whose multifaceted activism, collaboration, and archival defines fuyin-info’s zine production. These zines present sharp, profoundly reflexive ideas, packing them into portable forms. Our conversation begins with the concept of space: urban, alternative, and activist space. Everything starts with a single question: if fuyin-info is more than a printing studio, what exactly is its role? 

Keywords: DIY, Technique, human-machine relation, urban space, a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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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子杰 June Lee（「复印info」發起人）

採訪者：李齊 Qi Li

訪談時間：2024年3月

本訪談原文收錄於《散颼颼Vol.1 自出版行動備忘》（2025年10月出版），經CJD編輯後刊出。散颼颼是以自出版為主要關注的另類知識生產小組。Instagram: Saansausau

訪談手記

我翻開复印info的小冊子——它們緊挨著彼此，堆放在一個巨大的、塞滿了各類自印本的行李箱裡——這些白紙，也許是從武漢某間臥室裡的打印機，印上油墨。經過一些人的手，裝訂成冊，覆蓋了作者的片刻思索印記。它們被運往其他的城市，在書架上待了一陣子。後來，它們隨著一班飛機再次啟程。這趟旅行跨越的時空距離多寬廣？我想像著。此刻，飄洋過海，在台灣新竹乾燥的空氣裡，小冊子攤開。

它們類型各異。分主題的漫畫集「雉尾劇場」和「空間使用指南」。「試讀本」則是一系列關於技術、寫作、女性主義的譯作。還有一些難以歸類的讀本，例如：《東湖縹緲錄》，一份真人RPG尋寶遊戲的完整索引；《揮春》，像是一份紀錄，也可能是一場紙上展覽。

它們跨越了或長或短的距離。除了上述地理上的旅行，還有時間——有的是早年製作的，有的新鮮；一些在當時刺激創作、從而匯集成冊的事件，已不再有機會體驗；甚至公眾的記憶也隨之被湮沒了。語言——從外文到中文，從機器翻譯到人手校對，從書寫到圖像。現場行動與事後記錄之間的思考間隔。還有作者、讀者與流通者之間，隔著展覽、販售、人際關係、理解、交流或是排斥的距離。以及，最顯著的，即是閱讀复印的小冊子時立刻能捕捉的，那些在當代中國漢語裡，我們可言說的與不可言說的，文字表達和實際意義之間的錯位和視差。這些小冊子，嬉皮笑臉，也相當嚴肅真實地，與官方腔調保持距離。我手裡拿著的，是另一種歷史檔案。

因為一本《東湖縹緲錄》，我再次回望2010年代發生在武漢的「東湖藝術計畫」。2010年3月，經由媒體報導，大眾獲悉深圳華僑城集團低價取得武漢東湖邊的一大片土地，進行大規模地產開發和填湖作業。此事激發了市民的強烈反對。「每個人的東湖」網站歸檔了那幾年的藝術行動記錄。那是一連串影響深遠的公共藝術行動。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武漢封城時期，我從互聯網上獲悉，當時活躍在東湖事件裡的行動者們，自發組織互助。東湖是脆弱的，生態的，共享的，從而也是人民的。武漢亦是。

「我在東湖邊行走不斷發現一些新的地方，這種『發現』的體驗當然也希望別人也能體會到，這種體驗不單是此情此景的所見即所得，也會混雜了東湖邊曾發生的事件和我個人的看法，所以《東湖縹緲錄》所持的個人觀點接近於小說，分享和參與的角度則是一個遊戲。」子杰在這個小冊子裡寫道。這個遊戲「以分散的、自主的方式進行」，「沒有一個類似上帝或全知的引導者出現」，「也沒有明確的開始和結束的界線」。

現在，复印info居於東湖風景區裡的東頭村，一個在快速都市變遷裡喘息的村落。复印info的小冊子們，和不斷變化的武漢都市空間之間，有什麼樣持續而嶄新的關係？我著迷於理解，子杰和他在复印info的工作，如何回應眼前逼仄的現實處境。Paulo Freire在《自由教育學》(Pedagogia da Autonomia)裡談到限制(limits)和細節(details)之間的辯證：「人們被限制，但並未被預先決定，學習在限制裡辨識細節，意味著去理解歷史是許多可能性的時刻，而不是決定論的；它也意味著去理解，未來是複雜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注：引文為作者自行翻譯）

希望這份訪談是一個註腳，輔助各位理解，由這個時代的人們共同敘述的豐富細節。

复印info的網站：https://fuyininfo.github.io/

李齊（以下為「齊」）：詩傑（「散颼颼」成員）介紹复印info是「方便鄰里的打印店」，讓我們想起了湖南老鄉的產業佈局。复印info是如何出現的？它的實體空間是怎麼運作的？

子杰：复印info的出現，有幾個契機。最主要的，繞不開之前在魯磨路和植物園這邊的一個空間，叫「我們家青年自治實驗室」，是我們的一個朋友麥巔在2008、2009年成立的，一直持續到2017年。我是在2010年之後住進了「我們家」，跟麥巔、小鐵等朋友一起，大概住了近4年時間。2008年左右，麥巔搞龐克樂隊，去歐洲巡演的時候，在那邊遭遇了一種空間，就是squat，佔屋（注：源自歐洲各地的「佔領空屋」運動）。他們在不同的城市，住到了不同的squat裡面，也會在squat裡面演出。 他發現了這種空間之後，回到武漢也想做類似的。但是你知道，中國的情況和歐洲稍微不太一樣，中國對於物主和物權的概念，和歐洲的佔屋運動脈絡還是不一樣的。當時他慢慢地摸索，租到了一個接近於廢棄的，但也是有主人的房子。他把那個地方給收拾出來了。 那個地方呢，誰都可以住，誰都可以去那邊做東西，就會有跟LGBTQ相關的、關注社會問題的，都會聚到一起去。等一會兒我們會說到的「東湖藝術計畫」，其中的很多部分也是在「我們家」相聚、討論、進行。「我們家」成為當時安那其全球網絡其中的一部分。有很多不同的人，從不同的地方到那裡，路過那個地方。我就是在那個地方，接觸到了好些跟龐克和安那其相關的文化，也看到了好些小冊子。

「我們家」是完全敞開的，但運行起來仍由很多問題。我在「我們家」住了四年之後，從武漢去了上海，待了四年。在上海，物價比較貴，想要做自己的事情不是那麼容易。還是想回武漢來做事情。如果回到武漢的話，能夠做什麼？我想做一個infoshop（資訊站），來回應之前「我們家」的一些遭遇。

Infoshop也是一種安那其語境的產物。最開始，麥巔跟我說他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一些很好玩的經歷，比如在遊行隊伍裡面有那種黑色方陣(Black Blocks)。Infoshop是遊行期間大家去交換信息的據點：被抓了，會被怎麼樣對待；怎麼樣在遊行時面對警察；還有身上的被動武器，等等。所以我就知道了有infoshop這種形式。一個infoshop，可以是一個咖啡屋，也可以是一個圖書館，更可以是大家聚在一起交換信息、辦各種活動的地方。甚至也可以有人住到裡面去。或許它可以回應之前「我們家」的問題。「我們家」是更加類似squat的空間，它向所有人敞開，但它又是完全免費的。只能由住在裡面的人來承擔房租，金錢的壓力還是比較大。「我們家」像一個家，但我想，infoshop它可以像一個商店一樣，它不排斥消費。但是後來，我發現還是有很多問題，因為我租的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在村子裡面，沒有那麼臨街的位置，它其實並不像一個shop。

我們在不同的時間段，會面對不同的問題，一直在調整。复印info是2018年12月我和辛恆一起開始做的，它曾經想要有過實體的空間，我們辦過一些活動，但在實體空間形成的過程當中，就崩塌了。過去這幾年全都在疫情之中，是造成它崩塌的籠罩式设定，也因為我們自己的許多相處問題而擱置，而改變。應該這麼說，它是一個在形成中的實驗吧。

齊：Infoshop的概念很有意思，讓我想起有些朋友致力於做的事情。他們會建微信群，所有人在上面分享資訊，促成資訊的開放流通和共享。這種做法有點像以前單位門口的傳達室，有個大爺每天在那裡看報紙。他會有特別多的見解，單位裡每個人他都認識，他的工作，其實是信息的收集和分發。

子杰：复印info的info這個詞，隱含了做一個infoshop的想法。比如街頭運動的時候 ，infoshop是大家會在那裡相聚、交換信息的這麼一個地方。在大陸的語境裡面，也可以叫做交通站。除了這個功能，它可能平時就是一個酒吧，或者咖啡屋，或者一個可以做演出的livehouse。它更可以是一個圖書館，有很多自出版，各種各樣相關的圖書。它是一個公共空間，但也可以保留一些私人的部分。第三點，infoshop是一個商店，跟傳達室不一樣，它其實是更面向大眾的，在當下的這個社會裡面，消費和買賣更容易讓人跟人產生連結。Infoshop有點像一個入門級別的空間，再進階一些，它和其他類型的空間能形成一個類似安那其的網絡，其他的空間包括squat，還有像是社會活動中心，等等。

齊：你把复印info定位為一個入門級別的空間。是不是說，在你心中其實有一些理想的空間，但在現在這個環境裡，可能沒有辦法出現？

子杰：對，或者不對，我也不知道。其實infoshop國外有很多嘛，但一個infoshop在中國，或許就是一個小賣部，或者是一種叫做書吧的東西，出租書屋。只是現在紙質的東西越來越少，已經沒有出租書屋了。這個需要更多人，更長時間的探索，不一定完全要把歐洲的模式拿過來用。我現在做的這些工作，包括出版、印刷、打印，其實更多的是去面對一個共識社區（intentional community）。這個社區並不一定侷限在一個物理範圍裡面，它會更大。我現在所處的階段，是在面對這樣一個社區。

齊：我們對「試讀本」這個系列的工作方式很感興趣，主題聚焦、翻譯形式靈活，快速參與知識流通。可以請你介紹一下試讀本系列的由來和你的想法嗎？

子杰：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我積攢了很多資料，都很想看。比如，2016年的時候，Silvia Federici [1] 在中國的幾個城市做了一系列的放映，是一個視頻訪談，介紹她的那本《卡利班與女巫》。她在武漢的活動，是我幫忙張羅的。我當時知道了這本書，特別想看，一直都想把這本書翻譯出來。這是一個引子。然後，前方高能啊。說到試讀本呢，就是要說到2020年。當時武漢封城了之後，我和辛恆住在這裡。在家裡沒有什麼事情做，除了三個事情。第一個，考慮吃的、喝的。第二個是要追新聞，才能了解外面發生到了什麼程度。第三個，實在是無聊了，我去逛「闲鱼」（注：中國大陸線上二手物件交易平台），大家都叫它「海鮮市場」。我對寫作環境和寫作工具比較感興趣，在闲鱼上買了好些文字處理機，英文叫word processor，一種電子打字機，裡面有個小CPU，我買來研究一下，打發一下時間。實際上，我就是把這個中文文字處理機作為研究對象，最後形成了一個裝置，然後和裝置一起就做了一個表演性講座（lecture performance）（注：《深之在科學島：論中文文字處理機和寫作、權力、資本及技術》，第十四屆上海雙年展，2023）。

我是學傳播學出身的，對於媒介一直比較感興趣。當人使用不同的媒介創作 、寫作，不同的媒介是不是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當機器成為人寫作的工具，本身也會涉及到機器跟人的關係——賽伯格工具和人的關係，機器成為人的肢體的一部分。另外，中國人要用這種機器來寫作，在以前是非常麻煩的，那種機械打字機很難輸出中文。真正能夠讓中國人用機器來寫作，要到了這些數字產品出現之後。 所以我想去研究，出現了這種文字處理機之後的寫作是什麼樣子的？人跟機器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樣子的？我在研究當中，遇到了一些資料，但還沒翻譯成中文。我就發現，原來現在用DeepL翻譯中文，已經是可閱讀的，而且特別好。我就這樣做了一系列的翻譯。

這些翻譯都是用機器來做的。我一邊翻譯， 一邊做了書，拿出去賣。不同的人對於這件事的反應不一樣，甚至完全兩極化。有些人覺得比較有意思，有些人會覺得，你用機器翻譯，好像你不需要做任何工作。他們會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實際上，我把它給翻譯出來，還需要做校對。這一系列冊子，從策劃、選題、篩選資料、編輯、排版、設計、印刷、裝訂、裁切、到拿出去賣，全部都需要我手工去弄。所以，我想，它就是一種實踐。我把這種實踐直接的放到這個研究裡面去做，讓它變成研究的一部分。我不是只面對那些二手資料、那些理論。我最後做出來了這個作品。

我也受到了龐克文化裡面的复印本和DIY的影響，以及開源文化的影響。這種製作價格低廉，我們其實也沒有什麼錢，就想要更快速、便捷地做出來，所以就出現了試讀本這種形式。試讀本這種工作方法，就是用機器來翻譯，我們也有好幾篇翻譯是放到網站公開免費閱讀的。有一些朋友，因此會進一步思考機器、中文、漢字等等一系列問題，勾起了他們很多關於計算機和年輕時候的回憶。

齊：太有趣了。一開始，我只想到試讀本作為一種轉譯文本和一種生產方式，但它其實是你的整個思考的一部分，不僅僅是一個方法。

子杰：對，一邊做，一邊思考。

齊：我們接著聊聊复印info和你們所處的空間吧。你現在還住在東頭村嗎？可以請你描述一下你生活或工作的空間環境和鄰居的構成嗎？

子杰：武漢跟一般的城市有點不太一樣。一般的城市會有一個中心，圍繞著中心，一層一層往外擴散。但是武漢這個城市，被湖和江分割，城市空間非常零碎。武漢不但被江、湖分割，它本身甚至是由三個城市湊在一起的。東頭村所在的位置，距離九十年代末武昌這邊形成的次中心非常接近。開車十五分鐘就可以到光谷大轉盤（正式名稱為光谷廣場，是武漢市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九十年代末的時候，好些龐克樂隊陸續搬到東頭村附近居住。他們搬過來後，做各種排練室，後來，搖滾酒吧和livehouse也過來了，聚集在魯磨路。「我們家」也在這裡。東頭村在東湖風景區裡，環境比較好，比較安靜，跟市中心非常接近，陸續也有一些打工的人住到這邊來。但是這幾年，大概2019年之後，東頭村面對的是湧入的資本：民宿、店鋪、酒吧、咖啡館、Camp風的假農場。很多家庭週末帶小孩過來度假。复印在這裡，要處理好幾層關係，和其他打工者的關係、和湧入的資本的關係、和房東的關係。我們和住在這裡的打工者、鄰里、房東的關係都還比較好，平常互相借換東西，有來有往。但那些開店的人一來，這裡的房租陸續在漲。前幾年，我對他們有點排斥⋯⋯他們住進來後，也會變成鄰居。我現在也在調整，如果不能改變現狀，就得去考慮如何去應對，或許我們是不是也會變成一個商店？我們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

之前，有個在武漢大學讀書的義大利人安迪住到這邊來了。我們在東頭村村口的小賣部那裡一起搞了「東頭村茶話會」，純粹在那裡聊天，或是玩樂器。過年的時候，我們在那裡發起寫春聯的活動，也有村裡面的小孩過來寫，我也會幫別人寫。我們（包括安迪、辛恒、梓言、我等）還做了幾期東頭村的一份報紙，叫《東東通訊》，刊登過對談、小說、非虛構，做了兩、三期。其實，我們作為外來者，在這邊租房子，村裡面的消息，我們會比較遲才能聽說。我們就想，小賣部是村裡面人聚的地方。隔一段時間，我們就花一個下午在那裡，在那裡待著，聊天。這樣子能夠自然而然產生一些互動，可以交換消息。

齊：我是從閱讀紙本小誌來了解复印info。我的感覺是，你們的工作與城市空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你們面對的是資本對生活空間的壓縮。它不僅僅是剝削，而是直接導致整個環境型態的變化。作為想要打造自主空間的創作者，你不斷地面對資本和權力對創作環境的侵蝕。《雉尾劇場》系列漫畫和城市空間的關係更為顯著。因此，密集的、不斷變形、玩弄人的城市……可能是你的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

子杰：我們是在觀察。你可能從漫畫裡看到了那種逼仄的狀態，像是「國光大廈」系列，畫的就是鲁磨路的曹家灣。《雉尾劇場》系列做的比較早，大概2009、2010年左右，那個時候對於城市空間的問題還沒有那麼清晰的想法，但的確像你所說的，面對自己的真實的生活，去描繪當下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實際上，關於城市空間的問題，是到了2010年後，因為東湖藝術計畫，我才逐漸去了解。

齊：我很好奇，复印info的自出版作品中展現出來的草根、自主、野生，有沒有它的「東湖脈絡」（我胡亂用的概念，或許你不同意）？

子杰：似乎不是那麼直接的關係，但我肯定受到了東湖事件、東湖藝術計畫的重要影響。東湖藝術計畫給了我很多啟發，特別是關於空間的，讓我重新去思考自己之前的一些感受和創作。我當時還在學校讀研究生，要從學校出來的時候，第一次面對這樣的社會問題。接著，我認識了麥巔，我們一起去調查、回應，在鬆散的狀態下，大家都有共同的行動方向和目標，這種Affinity Group，中文翻譯叫做「親密團體」[2]，我們就用這種方式去現場調查、去問不同的人和專家。這對我的影響很深。東湖藝術計畫讓我學習到了很多，比如，關注城市空間，如何用藝術去處理這些問題，如何身體到達一個空間，然後去做一些事情。做出來的事情，可能不一定跟藝術有關。思考藝術並不是一個首要的問題。

我們也受到了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3] 的影響，像是mesh這個詞，比較形象地描述了我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和影響。像是我跟你，或者他，不直接認識，但是可能相互之間有某一些連接，你在拍電影，他在寫音樂，他在做自出版；相互之間可能聽說了，然後，共同面對一個對象。這個對象就是東湖。或者說，是這個城市本身，和東湖。

齊：你剛剛講到一點，在這些行動裡，你身體性地到達那些地方。小誌像是一個記錄，或是索引。你們的行動，就像你剛剛講的，例如在村口和村民一起寫春聯，你有一本小誌叫《揮春》，就是對類似行動的記錄。我自己會覺得，在你的工作裡，小誌本身是要和整個行動聯結在一起的，它是那個行動的一部分。但是，當這些小誌流通到不同的讀者手裡，讀者們只看到其中的一部分，沒有辦法參與到現場，好像很難去想像，你們當時的行動，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這似乎不是一個問題，只是我的想法。

子杰：我也有相同的疑惑，或是，我們是否可以再往前一步？

我可以先介紹一下我現在在做的事情。的確，我的工作方法是，先去做。做和說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最後如果形成一個記錄，像是有些人會做動態影像的記錄，這種紙質的小冊子就是我的某種記錄。做的時候，其實是一種身體性的，在當時，很多事情沒辦法說得那麼明白，但如何去進一步地闡述？可能像這種小冊子，就會更加適合，它作為記錄，同時也作為一種咀嚼和反芻。這幾年，我就拉著這些冊子去不同的書展去賣。我覺得這個也是我行動的一部分。你可能沒有見過我賣書的樣子，那個狀態，我不是吹牛逼，真的超厲害的。我有點像演講，或是表演，書展可能三到四天，我每天可以從早上十點講到晚上七點，來一個人，我就介紹。我覺得，像這種口頭介紹，一方面是藝術家如何去講自己的作品、如何去介紹，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種表演，讓這種表演跟觀眾發生關係，去調動對方，讓他去感受、去了解、去買我的冊子。我覺得，可以形成某一種閉環吧。

齊：可以更具體地講，自出版在表達上有哪些優勢嗎？或者，有哪些自出版特有的工作方式，是你比較願意談談的？

子杰：做，實踐，DIY。我就說一些關鍵詞吧。

第一個關鍵詞：印刷。印刷實際上是一個物理載體。為什麼這幾年自出版、藝術家書那麼流行？其實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並不是說單純只有中國，但是中國有它自己的一些獨特的問題。現在的年輕人，一出生，虛擬世界就擺在他們面前，做任何東西全部都需要在互聯網、計算機、手機上面來進行。在這種狀況下，他們會有某種虛空感。中國的九零後、零零後，互聯網的虛空感和他們在社會裡的位置有某種對應。現在在中國，很多事情做不了，很多人抑鬱，有精神疾病，起碼我接觸到的很多小孩是這樣。他們做任何事情，最後都是虛無，都沒有辦法改變他們面對的狀況。中國普遍出現政治性抑鬱，這個做不了，那個做不了。像自出版的小冊子，錄音磁帶，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變成了他們想要抓在手裡的一根稻草。因為虛擬物的出現，現在像這種小冊子，這些藝術家書，就變成了這些年輕人可以收藏的第一件藝術品，或者是可以得到的第一件實實在在的物理物。

第二個關鍵詞：完整的。一本書，一本小冊子，能夠讓你更完整的去說清楚一些事情，就是我剛剛說到的咀嚼和反芻。

第三個關鍵詞：自我策展。小冊子變成你可以去訴說自己想法的平台，完整呈現自己想法的場域。有點像做展覽一樣的。如果有個展覽是關於自印本，關於小誌的，在展覽裡的這些小誌，本身又形成了一個小的展覽。

其他的關鍵詞，還包括書寫和圖像。

還有，小冊子跟實踐，其實是兩個東西，那麼，它是可以脫離現場的，變成一個流通的符號。這裡面會有兩點非常有意思。這種符號的流通，其實能夠流通得更快，它變成流通物之後，比如說，一個現場，它是要做的，它是稍縱即逝的。你不在那個地方，就感受不到，對吧。所以說，你需要到那個現場，才能看到這個展覽，或者是看到我在做什麼。但是，當它變成了一種符號之後，你在別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我覺得這可以回應當下的一個問題。就是說，像我們之前經歷的，錄像帶，VCD，DVD，你可以在不同的城市買到這些碟片，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電影、文藝片。後來這些東西都沒有了。然後出現了獨立電影。我覺得獨立電影有很多好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獨立電影人在做創作，但有一個不好的地方在於，他們不做碟片，有些可能在網上放著，有些沒有，你要到現場才能看到這些電影。或者有些展覽，你要到現場去。這實際上對很多人是不公平的。第二個點，這種符號的流通，或許可以考慮貨幣和禮物經濟這一層關係。

齊：您說的，有點像是柄谷行人所講的，流通和交換，會促成新的聯合。很有意思。另外，這種符號的流通，在我的理解裡，它是不是就可以變成一種歷史書寫，或者說，它歷史化了。比如我們現在看八十年代末期的一些書寫，或是文革剛結束的時候的作品，那些東西在當時的社會語境裡的意義，和我們現在去讀它，可能感受是不一樣的。像是复印的小冊子，留到未來去看，也許它會有更新的意義。它作為符號和書寫，有自己的意義。

子杰：它是經驗的分享。還有，其實它提出了那個時代裡的一種聲音。我們在未來遇到了一些問題的時候，或許可以回來看一下，某一些經驗，某一些可能性。別人會是怎麼樣想的？這很重要。這是留存的檔案。所以，檔案也是一個關鍵詞。

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點。這種紙質的小冊子，在當下的互聯網時代，它是不能被完全檢索到的東西。在計算機裡面，檢索會形成一個鏡像，這種小冊子是不能被「全鏡」的。因為審查的原因，像這種不能被檢索的東西，其實更安全。同時，它帶有一種毛茸茸的、可以探索的味道。第二，這種小冊子，誰都可以動手做，技術非常簡單，但是，這是一種生活的技術。這應該是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提出的概念。我們現代人其實不斷失去一些非常簡單的技術。本來這些技術對於生活有相應的作用，我們失去了這些技術，只能把我們的生活交給機器，交給一個大的系統，那麼就會造成非常被動的後果。

註釋

[1] Silvia Federici是一位美國學者，她的著作《卡利班和女巫：女性、身體與原始積累》（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理論的重要作品，探討前現代時期針對女性的獵巫行動與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關係。

[2] 親密團體（Affinity Group）指的是由少數志趣相投的人所組成的自治小組織，成員通常基於共同的政治主張、社會理想或對特定議題的關切而集結。親密團體是非暴力抗爭與公民不服從運動中常見的社群活動模式。

[3] 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是一個在 1957 年至 1972 年間活躍於歐洲的先鋒派國際組織，融合了前衛藝術運動與激進的馬克思主義。

參考資料

李巨川，《两座龙王庙，以及消逝的东湖（上）》，切线，2022年5月14日。https://www.tangentessays.com/essays/two-dragon-king-temples-and-the-disappearing-east-lake-part-1/  

李巨川，《两座龙王庙，以及消逝的东湖（下）》，切线，2022年8月20日。https://www.tangentessays.com/essays/two-dragon-king-temples-and-the-disappearing-east-lake-pa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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