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德統一後東德論述於德國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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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22 日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Germany was divided for over 40 years until the official reunification of East and West Germany in 1990. This division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many to delve into the realities of East Germany under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prompting keen analysis. Now, over thirty years later, while many aspects of East Germany have become transparent and its image is unlikely to change significantly,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the criticisms, analyses, and discussion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reveals varying content and intensity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1990s, the topic of East Germany became a focal point due to the reunification, sparking intense discussions centered on “democracy versus authoritarianism”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This highly political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 remained unchanged for almost two decades before it began to shift, while the monotonous narrative bored and disengaged many people gradually. Although research on East Germany continued to develop, the cumulative energy of the discussions declined steadily, accompanied by growing criticism towards contemporary society’s lack of interest in related issues. Despite these criticisms, German society’s attention to East German issues remained unawakened largely.
However, after a period of passive calm, the discourse on East Germany began to show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10s. Some started to reflect on the predominant viewpoint of West Germany, while others began writing about East German society outside of the political context, attempting to present different facets of this authoritarian state. Although this seems positive,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were accused of glorifying East Germany and faced harsh criticism.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aims to clarify the discourses on East Germany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y and society after the reunification in different phases and trace its 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day.

摘要: 德國在二戰後經歷了四十多年的分裂，終於在1990年東德與西德才又正式統一。統一後的德國就像是找到了機會，能夠一窺東德過去在專制政權下的真實樣貌，而各方學者都興致勃勃地分析。如今又再過了三十多個年頭，儘管關於東德的諸多面向都已逐漸透明，甚至東德的形象也不太可能有大幅度改變，但將這三十多年來的批判、分析與討論攤開來看，會發現相關論述的內容與數量在每個時期都不盡相同。

從1990年代開始，東德議題因兩德統一成為了關注焦點，並隨之掀起了聚焦「民主與專制」及「轉型正義」的激烈討論。這種具有高度政治性與批判性的視角，幾乎一路持續了二十年才開始產生變化，但單一的論述令越來越多人感到枯燥。期間的東德研究儘管在相同的基礎上持續發展，但累積的討論能量卻在不斷降低，並加入越來越多針對當代社會不關心此議題的批判。

儘管批判仍喚不醒德國社會對於東德議題的關注，但經歷了一段消極的冷靜期後，2010年代下半葉的東德論述開始出現了不同的視角。有人提出一直以來以西德視角為主的反思，也有人書寫不在政治脈絡下的東德社會，試圖為這個專制國家呈現出不同的面向。儘管看似好事一樁，但不少專家與學者卻被認為有美化東德的嫌疑，並遭到了猛烈的批評。有鑑於此，本文將在歷史與社會的脈絡下，釐清東德論述於兩德統一後不同時期的樣貌，以及其演變至今之歷程。

關鍵詞：東德、論述、統一、轉型正義、內部分裂

Keywords: East Germany, discourse, reunification, transitional justice, internal division

Header Image: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正文：

一、統一後的爆炸性討論潮

在兩德分裂時期，無論對東德或西德學者而言，東德一切的真實樣貌都相當難以捉摸。西德學者尤其對東德感興趣，因為東德不僅是他們的競爭對手，某些情況下甚至是敵人。然而，東德相關的研究始終存在了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而內容與選題也一直都高度政治化（Pollack，1993）。隨著1989年的柏林圍牆倒塌與1990年的兩德統一，過往專制獨裁的東德終於敞開了大門，因此不僅學者，連媒體與社會大眾都興致勃勃地討論這個封閉已久的國家（Hüttmann，2004）。討論的範疇涉及了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廣泛層面（Kocka，1994），連帶使相關研究的數量出現了爆炸性成長。

儘管名為開放與統一，東德政權的妥協卻使其被視為是一個失敗的國家、社會主義被視為是一個失敗的社會體系，而東德人民被視為是可憐的受害者（Lühmann，2021）。自此開始，德國對於東德的討論呈現出了一種「妖魔化」（Lühmann，2021），很大程度都是在檢討其缺陷與不正當作為，而無論在學術界或是社會層面都能夠感受到明顯的以上對下姿態（Pollack，1993）。這令許多東德出身的民眾認為，所謂的統一其實是東德併入西德，致使他們淪為了次等公民（Weisskircher，2020），甚至是遭到了殖民（Lühmann，2021）。對於東德民眾話語權與地位的失去，可以透過兩德統一後的一個大事件看出來，即東德作家克里斯塔．沃爾夫（Christa Wolf）1990年出版的小說《所剩為何》（Was bleibt）所引發的爭議。這名出身東德的知名作家在書中透過劇情影射了自己過去被秘密警察監控的情形，並表示無所不在的監控令她開始反思這個國家與社會的一切。由於沃爾夫過去被稱作是東德的官方作家（Klocke，2014），不僅曾於代表作《分裂的天空》（Der geteilte Himmel）中描寫了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理想期待，還早在1949就加入了東德的執政黨「德國統一社會黨」（SED），一路至1989年都維持著黨員身份，並與政府維持著緊密的關係。因此，此書的出版引來了鋪天蓋地的批評，並令許多人認為，既然沃爾夫在過去是享受特權的既得利益者，某種程度上即屬於東德政權的共犯結構（Löffler，2016）。如今其選擇在兩德統一後發聲批評，甚至還將自己包裝成受害者，顯得既虛偽又投機（Sevin，1991）。

儘管有不乏知名作家如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幫沃爾夫說話（Rey，1991），仍阻擋不了排山倒海而來的西方觀點批評。[1] 這一連持續好幾個月的熱議甚至從文壇上升到社會層次，且在沃爾夫提出證據自清後仍沒有停歇。這不僅使沃爾夫感到不被理解，甚至瘋狂的獵巫迫使她在接下來的幾年間移居美國，此後也鮮少對公共事務發言。由此可見，儘管兩德已經統一，但東德議題仍具有有高度政治性。此時期雖能聽見嘗試反駁的東德聲音，但其中可以感受到明顯的無力感。於此同時，這些聲音也在慢慢減少，並逐漸被西方觀點「代表」（Thieme，2021），使之後人們在提到分裂時期的「德國」時，多會默認是指西德。顯然對於東德論述於德國之形塑，東德人民在第一時間就失去了主導地位，而這也使德國的東德論述逐漸單一化。

然而，這波討論熱潮來得快去得也快。儘管東德四十年來的事物難以在短時間內釐清，而重要文件也還有許多沒有解密與公開，甚至東德研究的核心機構「聯邦東德獨裁轉型正義基金會」（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於1998年才正式成立，但德國學界與社會對相關議題的熱忱，從1990年代下半葉就開始步入了衰退期（Hüttmann，2004）。

二、新鮮感過後的衰退潮

儘管有部分德國學者在第一時間就注意到了討論量的衰減，並表示兩德既然已經統一，對於東德歷史的冷漠即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同時呼籲社會應給與相關議題重視（Die Welt，2002），卻仍無法反轉趨勢。於此同時，許多東德出身的學者因客觀性受到質疑，而在德國主要的研究機構遭到排除（Enders，2021），使西方觀點長期主宰東德論述與歷史詮釋。甚至針對東德的研究與討論往往也非獨立，而是在與西德的相較之下產生（Kocka，1994），或甚至是在獨裁專制的脈絡下與納粹德國相提並論（Wentker，1995）。因此，東德在德國的負面形象很快成為了定調，而東德出身的民眾在東德論述中，正式成為了被論述的他者。無論是東德或是統一後的德國東部，都被與各式各樣的負面詞劃上等號，例如醜陋、貧窮、愚蠢、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Oschmann，2023）。

然而，不論公平與否，這種單一的負面論述很快便使許多人感到枯燥，並認為更多的研究也只是在鞏固東德的獨裁、專制與不義形象（Dietrich，2004）。由於許多人對東德的好奇已獲得了滿足，並對更多的細節與數據不感興趣，相關討論無論在學術圈、社會上與媒體上都開始衰減，直接反應出了德國民眾對此議題的疲乏。在高等教育機構中，尤其德國西部的大學不再對東德議題感興趣（Die Welt，2002），而德國的大學在2000/2001學年度，已有62%不教授任何與東德相關之課程（Hüttmann，2004）。顯然在討論熱潮過後，東德論述在德國社會中的存在感越來越小，而對東德議題的冷漠也越來越明顯，以至於接著開啟了一段長達約二十年的衰退期。

期間德國的東德論述，除了涵蓋建立在與過去相同基礎上的更多數據與真相之外，還增添了針對當時社會對相關議題冷漠的批判與反思，只是仍未能替東德研究帶來起色。儘管如此，這種單一的負面論述對出身東德的民眾而言，仍是一種持續性打壓。雖然早有學者表示，兩德統一僅實現了外部融合，而內部分裂需透過長時間努力才能克服（Kocka，1994），但在出身東德的民眾長期沒有話語權的情況下，德國的內部分裂仍長期存在。一項針對德國社會各界四千個高層職位的調查結果便顯示，其中僅有6%至8%的人是東德出身，相較於1995年的數據只成長了一個百分點（Thieme，2021）。這種長期的排擠，終於在2013年催生出以德國東部為大本營的極右派政黨「另類選擇黨」（Weisskircher，2020）。

「另類選擇黨」在成立的隔年，便於歐洲議會選舉贏得了席次（Die Bundeswahlleiterin，n.d.），甚至在2017年的德國國會選舉一舉成為了德國第三大黨（Die Bundeswahlleiterin，2017），引發了德國社會一系列的討論。即便這些討論為東德議題帶來了些許關注，並在相關討論的衰退潮後期為東德論述加入了部分德國東部民眾的感受，但因這些關注一開始多著重於「另類選擇黨」於東部的選民結構，且僅將東德背景看作是釐清其崛起原因的輔助工具，並沒能改變東德論述一直以來的單一性，甚至反而更強化了其中的負面連結（Ehling，2019），使德國東部被認為是新納粹主義與極端政治思想的溫床。

【圖2.】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另類選擇黨」的蓬勃發展，使德國的東德論述在接下來幾年間與其緊密相綁，而這種緊密關係同時也反映在該黨的宣傳與表達話語中。由於長時間被冷落的德國東部民眾希望有一個能替自己發聲的政黨，深知自身支持者背景的「另類選擇黨」也反過來利用這層關係，稱自己是東部民眾的發聲筒（Doering，2023）。從其修辭中可以明顯看見，「另類選擇黨」的喊話對象經常是東德出身的民眾（Kanz，2021），而喊話內容也經常涉及東德歷史，並強調東部民眾的身份與利益。其不僅惡意地將德國東部民眾失去話語權的現象，與東德獨裁專制下的言論自由打壓相比擬（Begrich，2019），甚至還煽動其認為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情緒，要求發起第二波革命「Wende 2.0」（即繼促成兩德統一的「和平革命」之後），把失去的家園奪回來（Doering，2019）。

儘管「另類選擇黨」過激的作風，曾令部分的前東德民權人士聯署抗議（Doering，2019），但該黨的言論與其於德國東部取得的顯著成功，仍反應出東部民眾一直以來不被聽見的委屈與不滿，以及他們欲重新掌握東德論述權的絕望企圖。因此在「另類選擇黨」加深德國內部分裂，令許多民眾感到擔憂時，德國的學界與社會也從2010年下半葉開始，逐漸對過往東德的單一負面印象展開反思與辯論，使相關的問題意識逐漸成形，為東德論述在德國的發展開啟了新的契機。

三、從混亂到穩定的新契機

然而，對於早已定型的東德負面形象，改變絕非容易之事，而初期的嘗試確實在德國掀起了一陣腥風血雨。例如任職於「德國聯邦東德獨裁轉型正義基金會」的歷史學者烏立克．馬勒特（Ulrich Mählert）主編的《以東德作為契機：舊議題的新觀點》（Die DDR als Chance. Neue Perspektiven auf ein altes Thema）雖致力於為東德研究帶來新氣象，但該書於2016年出版後卻遭遇了嚴厲的批評。不僅裡頭的論述被稱作是無聊至極的陳腔濫調（Kowalczuk，2016），還因為書中作者多任職於德國的東德研究核心機構，批評甚至上升到政治層次，轉而針對政府過去數十年來的轉型正義成果（Kowalczuk，2016）。

然而，這本書與其作者遭遇到的炮火雖然猛烈，但在德國社會受矚目的程度仍不算大，之後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訪問學人卡提雅．霍伊爾（Katja Hoyer）於2023年出版的《圍牆之外：東德1949-1990》（Beyond the Wall: East Germany, 1949-1990）才真正引發了社會議論。霍伊爾本身即出身東德，而其嘗試透過這部著作提供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東德史觀。這本書在出版後於英國和許多國家都受到普遍好評（Jefferies，2023），但在德國卻受到鋪天蓋地的批評。「德國聯邦東德獨裁轉型正義基金會」的學術部主任甚至為此撰寫了專文（Kuschel，2023），不僅以學術高標檢視書中的研究方法、論述與引用文獻，還逐一點出其認為與史實有出入的段落，幾乎給予整本書全然的否定。

由此可見，受西方觀點主導的東德論述在德國被普遍接受為唯一史觀，不僅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亦不容挑戰。儘管針對相關議題的討論與研究量能都在減弱，但德國學界與社會對於改變東德負面形象的企圖仍具有高度敏感性。這段革新的混亂期大約自2023年開始趨於穩定，關鍵是萊比錫大學教授德克．歐施曼（Dirk Oschmann）接在霍伊爾之後出版的《東德：一項西德的發明》（Der Osten: eine westdeutsche Erfindung）一書。歐施曼於書中專注解析德國東西德論述中的西方霸權現象，並認為西德在兩德統一後捷足先登，無論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都享有優勢，卻在各個方面都展現出了偏見，將東德塑造成一個十足落後的形象。甚至之後在涉及東部的議題與事務上，也常忽略東部民眾的意見，使真實的東德經驗長期在公共討論中被忽視，進而形成了一種不對等的權力與溝通關係（Oschmann，2023）。儘管歐施曼並沒有提出特別創新的論點，卻直接點破了許多一直以來的不公平現象，因此不僅只招來了少量批評，甚至還令該書在短時間內就登上了連鎖書店的暢銷排行榜。其之後受邀參加了許多相關題材的演講與訪談，使東德論述在德國的多元性缺乏問題正式獲得了重視。

緊接著在2024年，當德國學界與社會才剛開始正視東德論述的單一性問題，又從天而降了一場震撼教育。出身東德的德國作家燕妮．埃彭貝克（Jenny Erpenbeck）憑藉著小說《卡伊洛斯》（Kairos），以第一位德語作家之姿獲得了英國最重要的文學獎項布克獎（Booker Prize），但德國卻幾乎沒有人聽過她的名字。在布克獎官方公佈短名單後，德國媒體才開始討論，為什麼幾乎沒有人聽過這位作家（Reich，2024），而在其得獎後，整件事才正式成為各界熱議的話題（Jacobs，2024）。儘管埃彭貝克在德國幾乎沒有名氣，也沒有得過任何德國的文學大獎，但其實包括此次在內，她已經被布克獎提名了六次（Schmidt，2024），而過往作品已被翻譯成超過三十多種語言（Wolf，2024），甚至紐約時報還將其譽為諾貝爾文學獎的潛在得主（Marshall，2024），顯然問題並不在這位作家本身。

埃彭貝克的創作多與德國歷史有關，而對於這部以東德歷史為背景的小說《卡伊洛斯》未能在德國受到大獎評審的青睞，她也直接地表示，兩大獎（即「德國圖書獎」與「萊比錫書展獎」）評審在此書的年度均是西德出身，或許他們對東德議題不感興趣（Weidermann，2024）。加上德國一直以來對埃彭貝克作品的評價與其他國家大不相同（rbb24，2024），此事件不僅再度證明東德論述於德國存在感低落的事實，還反映出德國對東德的論述與接受和其他國家有明顯的差異，甚至其中的多元性缺乏幾乎是德國獨有的現象。這種排擠當然會為東德議題的思考帶來不利，並為東德研究的發展帶來局限，但如今在德國已能明顯看到不同於以往的觀點相繼出現，顯然其正在經歷一波帶動改變的反思潮。

這些新發現使德國學界與社會看見了東德樣貌的不同可能性，並為對東德議題的冷漠帶來了某種程度的反轉。儘管在相關議題上，東德的負面歷史並不能抹滅，而其或許仍會於分析與詮釋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多元化與包容性的正向改變，無疑能使德國在相關議題上的視野更寬廣。長遠看來可能為德國社會的發展帶來幫助，令東部民眾的聲音真正被聽到、需求真正被照顧到，進而終於實現內部統一。

Notes：

[1] 自冷戰時期開始，「東方」與「西方」的概念在德國被賦予了獨特的指涉可能。不僅於分裂時期，東德與西德便會在兩德關係的脈絡下，以「東方」與「西方」稱呼彼此，甚至德國社會於統一後仍延續了同樣的語言使用習慣，常見於德國內部之議題討論。因此此處與本文中的「西方」，不僅指德國的地理分界，也指從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西方」與「共產主義東方」的區分延續下，透過西德傳遞並影響德國西部至今的思想與價值。

References (參考文獻)：

Begrich, D. & Begrich, P. (2019, August 21). Der Osten steht auf: Zur Semantik der AfD im ostdeutschen Wahlkamp. Miteinander. https://www.miteinander-ev.de/wp-content/uploads/2022/03/190821-miteinanderaktuell-Der-Osten-steht-auf.pdf

Die Bundeswahlleiterin (2017, October 12). Bundestagswahl 2017: Endgültiges Ergebnis. Die Bundeswahlleiterin. https://www.bundeswahlleiterin.de/info/presse/mitteilungen/bundestagswahl-2017/34_17_endgueltiges_ergebnis.html

Die Bundeswahlleiterin (n.d.). Europawahl 2014. Die Bundeswahlleiterin. https://www.bundeswahlleiterin.de/europawahlen/2014/ergebnisse/bund-99.html

Die Welt (2002, September 30). „Mangelndes Interesse an der DDR-Historie ist unverantwortlich“. Die Welt. https://www.welt.de/print-welt/article413825/Mangelndes-Interesse-an-der-DDR-Historie-ist-unverantwortlich.html

Dietrich, G. (2004, October 18). Rezension zu: Hüttmann, Jens: Die ‘Gelehrte DDR’ und ihre Akteure. H-Soz-Kult. https://www.hsozkult.de/publicationreview/id/reb-6316

Doering, K. (2019, August 20). DDR-Bürgerrechtler: Die AfD missbraucht die Friedliche Revolution. Vorwaerts. https://vorwaerts.de/bnr/ddr-burgerrechtler-die-afd-missbraucht-die-friedliche-revolution

Doering, K. (2023, June 28). Studie der Uni Leipzig: Darum ist die AfD in Ostdeutschland so stark. Vorwärts. https://www.vorwaerts.de/inland/studie-der-uni-leipzig-darum-ist-die-afd-ostdeutschland-so-stark

Ehling, J. (2019, November 10). Die Rückkehr der Klassengesellschaft im Osten wie wir sie nicht erwartet haben!. Die Freiheitsliebe. https://diefreiheitsliebe.de/politik/die-rueckkehr-der-klassengesellschaft-im-osten-wie-wir-sie-nicht-erwartet-haben/

Enders, J., Kollmorgen, R., Kowalczuk, I. S. (2021). Revolution, Vereinigung, Transformation – Wege ihrer Erforschung und Reflexion. In Judith Enders, Raj Kollmorgen, Ilko-Sascha Kowalczuk (Eds.), Deutschland ist eins: vieles. Bilanz und Perspektiven von Vereinigung und Transformation (pp. 15-76).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Hüttmann, J. (2004). Die „Gelehrte DDR“ und ihre Akteure. Inhalte, Motivationen, Strategien. Die DDR als Gegenstand von Lehre und Forschung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Wittenberg: Leucorea.

Jakobs, H.J. (2024, May 24). Warum der Booker Prize an eine Autorin ging, die national kaum Beachtung fand. Handelsblatt. https://www.handelsblatt.com/arts_und_style/literatur/buecher-warum-der-booker-prize-an-eine-autorin-ging-die-national-kaum-beachtung-fand/100039460.html

Jefferies, S. (2023, March 29): Beyond the Wall by Katja Hoyer review – overturning cliches of East Germany.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3/mar/29/beyond-the-wall-by-katja-hoyer-review-overturning-cliches-of-east-germany

Kanz, V. (2021). AfD Ost und AfD West? Zur Rezipientenausrichtung der Partei auf Facebook. Wahlkampfsprache 2021, 3(17), 345-366.

Klocke, S. E. (2014). The Triumph of the Obituary: Constructing Christa Wolf for the Berlin Republic. German Studies Review, 37(2), 317-336.

Kocka, J. (1994). Zur Lage der historischen DDR-Forschung. In Jürgen Kocka, Martin Sabrow (Eds.), Die DDR als Geschichte: Fragen-Hypothesen-Perspektiven (pp. 13-16). Berlin: Akademie Verlag.

Kowalczuk, I.S. (2016, April 20). Historikerstreit über DDR-Forschung: Die Aufarbeitung ist gescheitert. Die Tageszeitung. https://taz.de/Historikerstreit-ueber-DDR-Forschung/!5293270/

Kuschel, Franziska (2023). Einseitig, grotesk verkürzt, faktische Fehler – dieses DDR-Buch ist ein Ärgernis, Der Spiegel, 20, 38-39.

Löffler, Katrin (2016). » Was bleibt« (1990) und der Literaturstreit. In Carola Hilmes, Ilse Nagelschmidt (Eds.), Christa Wolf-Handbuch: Leben – Werk – Wirkung (pp. 219-223). Stuttgart: J. B. Metzler.

Lühmann, M. (2021). Identitäten und Anerkennungen im Vereinigungsprozess. In Judith Enders, Raj Kollmorgen, Ilko-Sascha Kowalczuk (Eds.), Deutschland ist eins: vieles. Bilanz und Perspektiven von Vereinigung und Transformation (pp. 253-360).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Marshall, A. (2024, May 21). Jenny Erpenbeck’s ‘Kairos’ Wins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4/05/21/books/international-booker-prize-winner-jenny-erpenbeck-kairos.html

Mohnhaupt, M. (2019, February 22). Kolonie Ost? Aspekte von “Kolonialisierung” in Ostdeutschland seit 1990. H-Soz-Kult. https://www.hsozkult.de/event/id/event-89268#mtAc_event-59351

Oschmann, D. (2023). Der Osten: eine westdeutsche Erfindung. Wie die Konstruktion des Ostens unsere Gesellschaft spaltet. Ullstein Buchverlage.

Pollack, D. (1993). Zum Stand der DDR-Forschung.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34(1), 119-139.

rbb24 (2024, May, 21). “Die Sprache hat dazu beigetragen, dass die DDR untergegangen ist”. rbb24.https://www.rbb24.de/kultur/beitrag/2024/05/jenny-erpenbeck-autorin-berlin-kairos-international-booker-prize.html

Reich, A. (2024, May 04). Ostdeutsche, Schriftstellerin, Gesellschaftskritikerin: Wer ist Jenny Erpenbeck?. Berliner Zeitung. https://www.berliner-zeitung.de/kultur-vergnuegen/jenny-erpenbeck-ostdeutsche-berliner-schriftstellerin-gesellschaftskritikerin-li.2211542

Rey, W. H. (1991). Christa Wolf im Schnittpunkt von Kritik und Gegenkritik; Gedanken zu dem Literaturstreit in der Deutschen Presse. Orbis litterarum, 46(3), 222-229.

Schmidt, M. (2024, May 20). Schriftstellerin Jenny Erpenbeck: “Es wäre ein Ritterschlag”. Süddeutsche Zeitung. https://www.sueddeutsche.de/kultur/jenny-erpenbeck-interview-international-booker-prize-ddr-usa-1.7253357?reduced=true

Sevin, D. (1991). Zur Genese und Berechtigung der Christa Wolf Debatte. GDR Bulletin, 17(1), 15-18.

Thieme, T. & Mannewitz, T. (2021). Integration und Identität – Deutschland 30 Jahre zurück. In Judith Enders, Raj Kollmorgen, Ilko-Sascha Kowalczuk (Eds.), Deutschland ist eins: vieles. Bilanz und Perspektiven von Vereinigung und Transformation (pp. 159-251).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Weidermann, V. (2024, May 21). Jenny Erpenbeck: Sie weiß sehr genau, woher sie kommt. Zeit Online. https://www.zeit.de/kultur/literatur/2024-04/jenny-erpenbeck-schriftstellerin-literatur-biografie

Weisskircher, M. (2020). The strength of far‐right AfD in eastern Germany: The east‐west divide and the multiple causes behind ‘populism’.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91(3), 614-622.

Wentker, H. (1995). Zum Stand der historischen DDR-Forschung: Ein Überblick über Institutionen und Projekte. Francia, 22(3), 155-166.

Wolf, N. (2024, May 21). Für „Kairos“: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4 geht an Jenny Erpenbeck. SWR.https://www.swr.de/swrkultur/literatur/fuer-kairos-international-booker-prize-2024-geht-an-jenny-erpenbeck-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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