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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北美「台灣之音」(The Voice of Taiwan) 之答錄機物質性及其影響

初探北美「台灣之音」(The Voice of Taiwan) 之答錄機物質性及其影響

Article by Grace S. Ying

Abstract: 「台灣之音」(The Voice of Taiwan)為1977年由張富雄先生以及楊宜宜女士在紐約以「答錄機」作為主要傳播媒介所成立的傳播據點,報導內容涵蓋臺美人活動以及臺灣島內民主運動等相關消息。紐約「台灣之音」從1977年製播至1982年,他們將與臺灣有關的消息或是同鄉會的消息,製作成廣播內容並錄製於答錄機中,使當時海外臺灣人能透過播打家用電話再轉接至答錄機的方式聆聽消息。1970年代臺灣仍屬戒嚴時期,「台灣之音」
藉由國際電話的採訪以及轉錄製播,留下珍貴的聲音史料、成為動盪年代的關鍵見證者,1980年代初期北美各城市也紛紛效仿成立「台灣之音」共四十餘分台,成為海外臺灣人的通訊網,歷時最久的科羅拉多「台灣之音」更製播至1989年才結束。

「台灣之音」善用答錄機的特殊性,使消息能夠迅速在海外傳播,進而讓海外的臺灣人發起行動聲援島內民主運動,是臺灣民主歷程中不可忽視的媒介力量。筆者認為「台灣之音」盤旋於電話和廣播的交叉點,既具備該年代電話的私密感,又有廣播擴展資訊消息的功效,同時透過能反覆收聽而有其獨特性。在研究方法上,因「答錄機」蘊含著「電話」的收聽,以及「錄音」的功能,筆者期望透過爬梳電話發展史和回顧聲音複製(錄音)的技術史,探究「答錄機」作為媒介所帶來的文化意義,及其產生的特殊時間性及空間性,並試圖回答1970至80年代的「台灣之音」,是如何透過「答錄機」這一技術,建構起其虛擬的通訊網路系統。

Keywords: 台灣之音、臺美人、答錄機、物質性、媒介研究

Header image “answering machine” by Susan Sermoneta is licensed under CC BY 2.0.

一、電話的初始功能—廣播媒介

(212)726-3023是播打進紐約「台灣之音」的第一支電話號碼,美國在1920年代擁有家用電話的家庭比例佔全國家庭數的35%,至1970年代則達到90.5%,[1]電話幾乎成為每一家庭中的基本配備。隨著電話線路鋪設的完善,使得人們能夠透過其通訊、得知消息以及談天,超越了地理空間對人們的限制。當時對於電話的使用經驗大多屬於個體與個體間的對話,屬於私領域的範疇,然而若回顧電話的發展史,便會發現電話一開始的功能其實更像是一個傳播資訊、或是帶給聽者娛樂的媒介。

1876年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 1847-1922)獲得「電話」專利權,於同年度費城百年博覽會(Centennial Exhibition)上首次展示,在1880年後漸漸成為了人們熟悉的物件,並在初期主要用於「轉播」的功能。[2]1881年巴黎電氣博覽會中,觀眾可藉由現場所設置的聽筒,聆聽巴黎歌劇院公演的實況轉播;1893年匈牙利發明家普卡斯(Theodore Puskas)任職於布達佩斯的荷蒙德電話機構(Telefon Hirmondo)時,提供全球第一家廣播系統給訂戶,並提供每日節目時刻表(Order of the Day)給訂戶收聽,廣播節目包含新聞公告,報紙,股票交易報告、課程、體育新聞,和歌劇賞析等,其中新聞播報小組由四人組成,每十分鐘換一次班。[3]從音樂到新聞播報,電話隨著被受眾接受而有更多用途,到後期「時事動態」和「政治宣傳」也成為主要收聽內容之一。

1977至1989年「台灣之音」的錄音內容包含海外臺灣人社團活動、臺灣時事、海外各地聲援臺灣民主運動的抗爭行動、演講集會等實況錄音、關於臺灣歷史和文化等知識性專題,以及藝術類節目如廣播劇、臺語詩等。[4]「台灣之音」與石川英夫〈村的放送局〉的共通性在於「通訊」與「廣播」的界線是模糊的,或者說「電話」的初始功能便夾雜著這兩者。然而「台灣之音」與電話初始功能的多樣性不同之處在於它可以「反覆聆聽」,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期的電話雖然如廣播一樣能夠擁有豐富的內容和即時的訊息,但是仍舊以「現場播音」為主,如1911年美國新澤西州電話通訊報(Telephone Herald)需每15分鐘更換一次新聞播報員,而「台灣之音」則是透過答錄機這一媒介,使其在重回電話初始之傳播功能同時,超越單一時間的限制,透過反覆聆聽,使重要的消息被多次傳送,這些都立基於聲音複製技術進入家庭與個人。

二、聲音的複製與再現

「答錄機」為「台灣之音」製播者與聽者之間傳遞消息的媒介,1970年代居住於美國的市民能夠藉由播打電話號碼,聽到當日事先被錄好的答錄機錄音、得知該地區一整日的天氣狀況,不需透過報紙或是等待電視轉播。紐約「台灣之音」創始人張富雄先生因著這一靈感,以同樣的方式創設「台灣之音」。[5]

答錄機的本質在於「錄音」、在於「聲音複製」,1930年代被發明出的「錄音帶」(tape)則再加強了聲音複製的便利。錄音帶與唱片的差異在於錄音帶容易被修剪和編輯,不需要以精確的時間開始和結束錄音,兩段不同錄音的磁帶也可以通過拼接的方式連接在一起,剪輯的過程中不會有不同聲音上的過渡感、也不會影響成品的品質。[6]人們較為熟悉的卡式錄音帶(cassette)於1962年由荷蘭飛利浦公司(Phillips Electronic Company)發明,這成為了1970年代答錄機興盛期的基礎物件。卡式錄音帶的出現相較於過往的機器,在價格上較便宜、容易操作、也可以重複利用,新的錄音透過磁性原理能夠直接複製舊的聲音,同時價格也比較低廉,這些特性都開始讓聲音複製的技術轉向至「個人」。

使原本只能由大型音樂公司、娛樂公司掌握的錄音技術,轉向進入到家庭、個人中,只需要一個人以及一台機器,就可以複製聲音,這樣的技術也被用於答錄機。1970年代中期一台答錄機的價格約為125-600美元不等,比租借一年還要便宜,於是1978年銷售量開始增長並賣出40萬台、1982年則已賣出80萬台。[7]答錄機在當時的普及率雖然沒有電話那麼高,但是只要有電話就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或間接與答錄機接觸(家中安裝答錄機或是播打至別人家中留下錄音),因此,隨著家用電話的比例在1970年代達到90.5%、答錄機於同年代日漸興盛,「台灣之音」準確地善用這兩個物件容易取得和使用的特性,將答錄機成為一個播報站,傳遞台灣的消息,也因著錄音機器操作上的便利性,讓各個城市能夠用很簡單的技術就能效仿,易於分台數量擴張,使鼎盛時期達到四十餘分台。[8]

三、「台灣之音」之答錄機物質特性

答錄機的正式名稱為「電話答錄機」(Telephone answering device, TAD),使用上設置在室內並且與需要與電話座機(land-line telephone)擺設在一起,這使得答錄機也必須仰賴著電話網路系統。若將一般答錄機的用法視為一個雙向的系統:來電者可聽見電話主人的問候語、來電者也可錄下自己的聲音,那麼「台灣之音」則是一個單向的系統,來電者只能聆聽答錄機裡被錄製好的聲音,卻不能留話。「台灣之音」於1977年第一次製播所使用的機器為Tele-Tender Model K229型號答錄機,起初只能夠錄製3分鐘的錄音,因此製播者的錄音時間必須要非常準確,以符合該機器中微型卡式錄音帶(microcassette)的容量;初期會有佔線的問題,一次只能讓一支電話打入,但隨著機器的進步以及技術的改善,開始可以錄製6分鐘、12分鐘甚至30分鐘以上的消息,並且可以同時供10人收聽,甚至於1980年代專設一線讓其他分台的「台灣之音」轉錄紐約「台灣之音」的消息。

「台灣之音」透過答錄機將電話系統作為一個廣播媒介據點,透過前述對於電話史的回顧,我們得知19世紀末電話即有類似的功效,而近100年後的「台灣之音」在無意中效仿了這一使用,並以能夠反覆聆聽的功能加強了消息的可觸及率,同時,提供服務的並非如19世紀末是專門的廣播機構、或是獨立的娛樂公司,「台灣之音」不管是紐約的創始地或是其他的分台,都是以個人、家庭、或是同鄉會為單位的人在製播,大部分皆為1-2人負責,極為少數的分台才會超過2人以上(如聖地牙哥分台、洛杉磯分台),這樣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的錄音型態,也創造了其特殊的聲音,如1至2聲的電話等待聲響,或是播者在錄音當下時的環境聲音[9],以及製播者在錄音時拿起話筒的聲音等[10],這些聲音都塑造了「台灣之音」獨特的聲音。

1970至1980年代的臺美人(Taiwanese-American),散落在各個不同的城市,若要獲得與臺灣或是臺美人有關的消息,大部分都以同鄉會或是教會作為據點以實體見面的方式相互關心,或是會訊、刊物等紙本單張來宣傳活動和傳遞消息。然而以地點作為據點會面臨地域、空間上的困難,教會平均一週才會見一次面,同鄉會也因距離每個家庭不同遠近的因素,讓見面沒有那麼方便,頻率也較低;當時的紙本刊物以手寫為主,製作較為複雜,也有時間上的限制,出刊後也會需要去實體地點拿取,可得知透過刊物來獲得資訊的方式並不方便;最後,雖然電話在美國70年代已非常普及,但單一消息若只能透過一個傳一個,在速度和廣度上也較受限制。而「台灣之音」利用答錄機來傳遞消息,不僅沒有空間的限制,不需要去到特定地點、也沒有時間的限制,任何一個時間點都能隨時撥打電話,另外,在消息密集時「台灣之音」更可以1至2天就更新一次錄音內容,只需將新的錄音帶放置答錄機中就可以錄製新的消息,進而讓臺美人隨時掌握臺灣的現況。「台灣之音」在當時成為了一個臺美人虛擬的據點,也因著分台的擴張和彼此轉錄,更架構起一個無形的網路系統,讓消息在全美流通。

筆者認為「台灣之音」不只掌握了聲音複製的技術,同時透過轉錄保存了情境,更重要的是透過聲音還原現場,使聽者更能與錄製內容的當下情境共感,進而採取行動。如1979年12月10日臺灣高雄事件當日,在紐約楊宜宜與高雄張美貞的通話中,「台灣之音」錄下了高雄街道上鎮暴部隊對群眾的的廣播、放瓦斯彈的當下,以及張美貞用毛巾摀住口鼻的聲音,保留了許多「現場」的聲音,很多臺美人回顧時都表示,當時打電話至「台灣之音」聆聽到這些錄音都讓他們覺得「身歷其境」或是「全身顫抖」。也因著這樣的共感使他們開始採取下一步的行動,接續依照臺美人社團的指示,去連署、遊行或是向美國國務院遊說,支持臺灣島內的民主運動。1973年起定居於美國的陳廷楷先生也表示「就是因為聽到『台灣之音』才知道要去哪裡集會、去哪遊行。這就是『台灣之音』的用途。」[11]

 

四、結論

電話在1876年被發明,隔年留聲機也首度被成功執行,直至今日這兩者已被人們使用超過140年的歷史,本文將「台灣之音」中答錄機這一媒介,拆解為電話以及聲音複製技術的綜合體,透過對兩者的歷史回顧以及「台灣之音」答錄機錄音本身在聲音上的特性,找尋到電話初期的功用與「台灣之音」相同都介於通訊與廣播之間,並且因著卡式錄音帶的發明,使聲音複製技術能轉向被家庭或是個人使用,而答錄機成為了這兩項技術的交會點,「台灣之音」則是準確掌握了該技術的特殊性,形成一個虛擬的傳播據點。

答錄機裡的錄音雖然都是已經逝去的時間,但透過其現場轉錄的功能,以高雄事件當天的錄音為例,卻能夠留下事件發生當下時的情境甚至情感,在某種程度上「台灣之音」透過聲音保留下並且延續了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筆者認為「台灣之音」並不是一個中性的媒介,其背後所蘊含的是海外臺美人對於家鄉的關懷和關心,每一段錄音的背後除了是希望讓海外移民能夠了解臺灣現況外,同時也在呼籲臺美人在海外要為自己的家鄉有所行動。美麗島事件時期臺美人共寫了十萬封聯署信給美國國會議員[12],這些不同城市之間的動員,前提都是要獲得資訊,並且知道臺美人該如何透過共同行動成為一個集體,使人正視臺灣當時的問題。筆者認為雖然在1970至1980年代「台灣之音」並非是唯一傳遞消息的方法,但它確實達到讓消息傳遞快速的目標,也讓海外臺灣人有管道可以發聲,而這些都立基於電話答錄機這一物件的發明,能才能夠建構臺美人獲得消息的網路。

 

參考資料

一、專書

吉見俊哉,李尚霖 譯,「聲」的資本主義—電話、RADIO、留聲機的社會史,台北:群學,2013。

張炎憲、溫秋芬主編,見證關鍵時刻.高雄事件:「台灣之音」錄音紀錄選輯,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6。

Asa Briggs, Peter Burke,李明穎、詩盈廷、楊秀娟 譯,最新大眾傳播史:從古騰堡到網際網路的時代,台北:韋伯文化,2006。

Carolyn Marvin,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David L. Morton JR., Sound Recording: The Life Story of a Technolog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二、期刊論文

劉南芳,美國科羅拉多州「台灣之音」的成立和發展:以蕭廣志先生之活動為中心,「成為臺灣人:遷徙、跨界與多元故鄉」學術研討會—海外臺灣人的離散經驗與身份認同」論文集,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出版,2020年。

三、網路資源

“The History of the Telephone Answering Machine”. Recording History.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3 February 2016. Retrieved 6 March 20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709022043/http://www.recording-history.org/HTML/answer_biz10.php (檢索日期:111年1月18日) 

四、訪談

台灣敘事力協會,2019年北美「台灣之音」訪問紀錄。

 

[1] U. S. housing units with telephones, published by 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 Sep 30, 2010. See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89959/housing-units-with-telephones-in-the-united-states-since-1920/

[2] 吉見俊哉,李尚霖 譯,《「聲」的資本主義電話、RADIO、留聲機的社會史》,台北:群學,2013,頁106

[3] Carolyn Marvin,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24.

[4] 劉南芳,〈美國科羅拉多州「台灣之音」的成立和發展:以蕭廣志先生之活動為中心〉,《「成為臺灣人:遷徙、跨界與多元故鄉」學術研討會海外臺灣人的離散經驗與身份認同」論文集》,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出版,2020年。

[5] 張富雄,〈「台灣之音」回顧〉,收錄於《見證關鍵時刻.高雄事件:「台灣之音」錄音紀錄選輯》,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6,頁43

[6] David L. Morton JR., Sound Recording: The Life Story of a Technolog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44.

[7] “The History of the Telephone Answering Machine”. Recording History.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3 February 2016. Retrieved 6 March 2016.

[8] 張富雄,〈「台灣之音」回顧〉,收錄於《見證關鍵時刻.高雄事件:「台灣之音」錄音紀錄選輯》,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6,頁45

[9]紐約「台灣之音」,19791119日之播音內容,錄音檔案編號B19B_18。收錄於同上。

[10]紐約「台灣之音」,19780520日之播音內容,錄音檔案編號B05A_01。收錄於同上。

[11]台灣敘事力協會,2019715日,北美「台灣之音」訪問紀錄,訪問對象:陳廷楷。

[12] 可參考《見證關鍵時刻.高雄事件:「台灣之音」錄音紀錄選輯》,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6,頁19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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