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kenews，啟蒙未竟

Article by 胡明.

Abstract

Almost two years since the onse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global economy has not been ready to stage a post-recession recovery. Political divisions have intensified, globally and nationally, making it worse. The ubiquity and high accessibility of social media has propelled #Fakenews into the public discourse, a charge that suggests the possibility of falsification by the media. As a hashtag, #Fakenews is ready to adhere to any untrusted news story, easily leading to a wave of “cancelling” on social media, or isolating a reader in a certain cultural or ideological bubble, which results from a benefit-pursuing social media algorithm. When a radical and polarized view of point is ready to take a seat at the table, the clarification of “fake news” becomes even more difficult.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or could pass legislation to regulate propagandistic social media posts, in the name of free speech? The answer is a short no.  More importantly, the debates on a certain authority or power structure with censorship power are far from overcoming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oday’s society on the issue of public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contemporary continuation of self-determination advocated by 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 can be used to fight for people’s right to know and freedom of speech. 

Key Words: free speech, fake news,  post-truth, Enlightenment

 

摘要

在COVID-19瘟疫席捲全球的時代，全球經濟體系更顯脆弱易折，政治分歧愈發劇化。社交媒體作為傳播介質的普遍化與高度易取得性，推動#Fakenews成為公共討論的熱門標籤，這一罪名暗示了媒體記者弄虛作假的可能性。社交媒體上幾何級數式的轉傳、網路輿論引導的技藝、「同溫層」的立場級化效應等新穎現象令「假新聞」的澄清難上加難。但誰能夠判定、制裁「假新聞」？本文認為在維護言論自由的前提下的政府檢禁不妥。更重要的是，針對擁有審查權力的某種權威或權力結構的辯論也不能夠詮釋今日社會在公共言論自由議題上碰到的難題，啟蒙運動倡議的自我決斷精神在當代的延續更能夠在多種社會環境中爭取「知」與「言」的自由。

關鍵字： 言論自由、假新聞、後真相、啟蒙主義

 

一、真理的權柄

在COVID-19瘟疫席捲全球的時代，全球經濟體系更顯脆弱易折，政治分歧愈發劇化。社交媒體作為傳播介質的普遍化與高度易取得性，推動#Fakenews成為公共討論的熱門標籤，這一罪名暗示了媒體記者弄虛作假的可能性。既然作為一種話題標籤，#Fakenews在大眾傳播中顯得相當易黏貼，對某一新聞報導的不信任感很容易招致在社交媒體上呈幾何級數式增長的「取消轉傳」浪潮，形成足以影響多數者意見的影響力。讀者立場與新聞真實性的複雜關係還在於，社交平台的算法將每一位讀者推向大大小小的「同溫層」（filter bubble），既創造了舒適的網路使用體驗，也推動立場相斥的意見人群互相隔絕，甚至能夠反哺新聞媒體立場極化，「假新聞」的澄清更顯困難。

「假新聞」是否受到言論自由原則與法律的保護？在與仿若瘟疫一樣流竄於手機螢幕上的虛假新聞抗爭的道路上，倡導言論自由決不能有礙於真理觀念的施行，也並不意味著言論自由的擁護者應該對追求真理漠不關心。假新聞混淆了公眾聽到、看到真消息的視聽來源，維護言論自由必然與保護聽到、看到、被聽到、被看到的權利此呼彼應。公眾已經形成了共識：保護人們免受假新聞之害需要政府、社交媒體網絡、大眾給媒體、新聞受眾等新聞傳播網路各方行動者之通力協作。恐怕更加棘手的問題在於，當涉及到由誰來判斷一條甚囂塵上的消息（尤其是政治性謠言）時，過高的「狼來了」式警覺或特定立場的偏向，則實際上有可能損害言論自由，政府與當權政黨在為政治性消息「驗明正身」時所持的立場、法條判斷標準、網路監管範圍也因此滋生疑竇。新加坡於2019年10月2日生效了《防止網路錯誤資訊和操縱法》（POFMA），只要政府認定言論不符事實或「違反公共利益」，皆得要求平台業者移除訊息或做出更正，違法者面臨最重10年徒刑、新加坡幣100萬元（新台幣2300萬元）罰金。政府可以下令刪除或修正遭認定為「假新聞」的消息，還可以命令諸如Facebook和Google的技術公司對特定賬戶停權或刪除貼文。在該法案生效的一個月內，星國政府便兩度要求臉書、政治人物修改貼文（陳鈺臻，2019）。新加坡通過的這一法案激起社交媒體與技術公司的激烈反彈，並且為其他國家的法律制定敲響警鐘，究竟這一舉措是否可以被認定為「誠實的演說者有能力與勇氣為了城邦長遠的利益而反對『人民』」，施法反對「只迎合群眾想要聽的墮落的演說者」（朱元鴻，2016）？最終的問題是，政府究竟是否有能力/有意願保護人民的言論自由？判定一條新聞生死的權柄存乎政府是否得當？基於以上的背景，本文試圖說明「假新聞」（尤其是政治類新聞）在維護言論自由前提下，政府檢禁之不妥——現代政黨政治與權力機構甚至也深陷「後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的泥淖。

更現實的是，針對擁有審查權力的某權威的辯論，並不能完全解決人們在「假新聞」與公共言論自由議題上碰到的難題。在《論自由》中，John Stuart Mill留下為自由主義和言論自由的經典辯護：「一種比各種政治壓迫更可怕的社會暴政」，是一種集體性的強制從眾，「人們更難從中脫困，且深入到生活的細節，並奴役靈魂本身」（Mill, 1859/2001）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沒有政府實體壓制任何人的言論，人們依然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實際上，我們無論將判斷真相的權柄無論存於政府、或寄與眾數他人，都是一種康德所謂「不成熟」（immaturity）狀態，即如不經他人引導，就無法運用自身的理性進行判斷(Kant, 1784/1996)。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曾致力於使人們使用理性，排除教會威權和政治偏見的真理判定，從而獲得獨立的精神自由。如今，謊言成為一種政治貨幣，它的氾濫不僅造成消息通脹，還憑藉煽動性語藝劣幣驅逐良幣，民粹主義和政治魅力正透過前無古人的優秀傳播手段，悄無聲息地試圖完成真理的獨佔。「後真相」紀元正在向我們招手致意，威脅真正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我們顯見地仍然需要在當代延續啟蒙精神。

 

二、亞里士多德的猶豫

“Fake news” by The People Speak! is licensed under CC BY-NC 2.0.

傅柯關注民主政治所遭遇的困局，他所言的「亞里士多德的猶豫」首先就在於「民主制度並無空間養成在言說、慎思、抉擇上具有倫理審辨（différenciation éthique）能力的主體，使得說真話與認識真話都有困難」（朱元鴻，2016），而民主制度的本源力量之一卻來自於對於平等言說自由權力的保障（isegoria）。這便意味著，雖然民主制度自身並不保障人人都能成為耳聰目明的審辨者，但民主既庇護誠實的言說者，也不排除謊言的編織家，在在火熱的語藝角力和訴諸情感和政治立場的民粹煽動中，誠實言說承受著被逐與寂滅的高度風險，民主社會奉為圭臬的言論自由極有可能威脅自身。在「後真理」的世界中，最聳動的新聞佔據頭條，最偏狹的意見一呼百應，欺名盗世的丑角被奉為公共熱議的座上賓。網路傳播無遠弗屆，一篇報導送達其受眾的時間更僅以秒計，政商名流與意見明星迅速背書回應，網路流量與按讚人數呈幾何式增長擴散；冒犯了公共意見或當權者威嚴的公眾人物也能一夕之間在社交平台掌權者或網絡集體行動中被徹底「取消」。誠實言說的主體承受了危險：他無法預料言說的後果以及後續發展，他的勇氣可能非但沒有迴響，反而可能招致反對陣營的威脅與報復。新聞受眾倫理審辨的能力被不斷更新的新聞標題磨蝕、疲憊、最終莫衷一是，「躺平」為「吃瓜群眾」。製造輿論噪音的媒體與社交平台並不為此負責，但其影響民眾行動的量能可見一斑，引起輿論操縱者的極大興趣。

2016年英國脫歐的公投結果已經向世人證明，互聯網並不是一馬平川的信息通衢，而是由複數個獨立而互不相通的封閉訊息社區群雄割據，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傳統媒體民調也與共同結果大相徑庭。人們事後將公投結果歸咎於外來干涉、對於經濟的擔憂等理由，但被檢討最多的替罪羊恐怕是社交媒體。論者與批評家們指責臉書、Google等社交平台沒有盡到過濾「假新聞」的職責；社交媒體收集用戶喜好，擁有優異效率的推薦算法創造了封閉的回音室（echo chamber）效應——同一種聲音不斷被複頌擴大、誇張扭曲，擁有極化立場的新聞消息迅速在社區內部鼓譟播散，反身加固社區原有信條與理念，並且直接影響社區成員的訊息接受偏好與政治行動。台灣網路社群流傳著一句調侃語 ：「裝睡的人你永遠叫不醒」，但實際而難解的問題是：惰處於各自的同溫層安全區域內，透過消息過濾裝置觀看，都覺得對方才是那個裝睡的人。

「假新聞」擁有一種最誘人的性質，那便是反將一軍，將「假新聞」的矛頭轉向指控者，藉此能成功擺脫「假新聞」的指控，更可以在公共辯論中反客為主。在新聞報道的「斷章取義」與聲稱被「斷章取義」扯皮拉鋸之間，抹黑與澄清的邊界已經模清。將#fakenews作為標籤，在推特上標註你不喜歡的新聞——這種簡單的伎倆在權力的手中指鹿為馬。一個著名的例子是2017年美國前總統川普就職典禮的「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白宮新聞秘書長Sean Spicer在就職典禮的翌日指控媒體散佈假消息，聲稱「這是史上最多觀眾見證的總統就職典禮，句號。」然而這個說法與影音資料及華盛頓都市區運輸局的數字不符。曾擔任川普競選經理、時任總統助理兼顧問的Kellyanne Conway在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節目「與媒體見面」上，卻辯解Spicer沒有說謊，並且指控主持人︰「不要過份戲劇化渲染事件，你說這是假話，但Sean Spicer提供了另類事實。」此後Conway越描越黑，更說「因為媒體不斷針對，他們才必須提供另類事實以淨化整個新聞界的氛圍」（Bradner, 2017)。在川普勝選後，根據美國網路新聞媒體公司BuzzFeed的調查，在美國2017年總統大選前的數月間，同傳統主流媒體的「真新聞」相比，臉書平台上的「假新聞」故事博取了更多關注，而這些「假新聞」故事壓倒性地偏向川普(Silverman, 2016) 。假新聞依靠嫻熟語藝，訴諸情感煽動，鯨吞民眾的閒暇時間——政治新星用膝蓋走路的火爆影片被級數轉，聳動標題下的內文消息真假難辨——「真話」可能因缺乏娛樂性而被忽視放逐，在當下的民主社會情景中，「如何放膽說真話」的重要性有時不得不讓賢於「如何插科打諢地說真話」。民主制度在日日花樣翻新的假新聞面前顯得異常疲乏：普通讀者在追逐利益的演算法、態度極化的同溫層中無所適從；政黨政治在真假消息中混水摸魚早已不是新聞，乘著社交平台的東風，把玩語藝如虎添翼。

 

三、權力的真理效果

這篇報道在毀謗我們!

報道上寫了什麼?

我們所做的一切!

這一則笑話戲仿前蘇聯政治笑話風格，曾經流傳於中國社群網站「豆瓣」，諷刺辛辣程度不減，也能夠反映出當代中國政治狀況下的民眾情緒。在如今依然肆虐的COVID-19疫情中，假新聞的傳播不但擠壓真實消息的生存空間，而且正在威脅生命安全，而無論是政府的監督，還是社交平台的查證，似乎都無力阻止假消息如野草般風吹復生；甚者，以社會穩定與保障國家安全為前提的言論查禁反而可能淪為「維穩」的政治手段。

2020年1月1日，中國武漢市公安局官方社交媒體賬號發佈消息，申明依法查處八位武漢市民造謠者。這一風波源於武漢醫學院2004級班級群組所流傳的檢測報告SARS診斷書、肺部CT影響診斷資料。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在私人群組內提示醫護及家人注意防範，這一消息隨後不脛而走，在網路上傳播並引發討論。2020年2月6日，曾於當地派出所簽署「訓誡書」的李文亮醫師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不治，但2月7日0時38分，武漢中心醫院官方社交媒體賬號仍然聲稱李文亮醫師「正在搶救」，同日凌晨3點48分該官方賬號終於宣佈他「經全力搶救無效，於2020年2月7日凌晨2點58分去世」。事後被封為新型冠狀病毒「吹哨者」的李文亮醫師之死訊引發巨大震撼，燃爆中國網路聲量，憤怒與哀傷迅猛發酵海量的輿論批評，甚至令中國政府一向謹慎嚴密的言論監控短暫癱瘓了數十小時。

中國政府針對假新聞的審查有法可依，2015年11月1日更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規定，編造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虛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最高可判處七年有期徒刑。此外，2017年6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則進一步規定了網絡信息的安全與檢測，強調機關部門應「在各自職責範圍內負責網絡安全保護和監督管理工作」。這些法條並未明確規定「假新聞」的認定規則，模糊籠統的律條卻為中國政府的新聞言論檢肅提供了極便利的法源依據，許多被政府認為有害的新聞便可以被輕易地溯源剔除，為與輿情監控和網路聲量操控引入國家暴力的物理性後盾。在利維坦面前，吹哨示警的勇氣螳臂當車，本應更顯可貴，這也正是逝去的李文亮醫師在中國網路批評聲浪中被奉為標誌性人物的原因，但李文亮醫師的言說行動事實上並不能夠與古典中國敢於諫言天子過失的諫臣相提並論：中國醫師的確說了真話，但在此之前，他並不知道此舉會冒犯權威，因此他出於醫生責任對於真相的揭露行動並不是政治的。政府新聞檢肅系統鼓吹「不傳謠，不信謠」的口號，卻弄巧成拙地將李醫師說真話這一誠實的行為政治化，掀起了反對的政治浪潮效果。

在兩年後的今日，時年的輿論浪潮已經如涸辙之鲋，中國醫生的紀念網站也已早已無跡可尋。新聞檢肅透過對於網絡發言的控管接手了所有人的發言權力，並使多數人奉其為王，權力的真理效果​​耳目昭彰。可見啟蒙效應並不能僅憑藉澎湃的民眾義憤與自由知識分子的見機行事而擴散開來，不被庇護的自由言說行動顯得不堪一擊，個體的理性自決在嚴苛的檢肅制度下無的放矢。這種狀況雖與現時民主制度的困境不同，但酷似啟蒙運動曾於1788年在普魯士頒布「檢禁詔令」(Censorship Edict)的艱難環境，言說者與寫作者要恰如其分地表達真相，尤其當她/他的首位讀者是網絡過濾裝置，而最終面對的讀者則可能是檢肅系統的一員，或是深受主流意見影響的個體。於此，說真話的勇氣更顯珍貴，能使真話靈活躲閃檢肅機器最終抵達到擁倫理審辨能力的主體那裏，才算得上啟蒙效應擴張的跬步積累。

 

四、結語

有沒有一種維護言論自由的方式，足以保護我們免受假新聞的傷害？康德在18世紀認為「啟蒙」可以使人擺脫君主制國家的權力掌控、擺脫權力與意識形態的真理政權之束縛，亦可以使新聞受眾在假新聞面前擁有自衛能力。相較於強調言說之無畏，康德更強調求诸己身，抹除自身之愚、獨立思辨，應合中國古老的諺語「謠言止於智者」。網路空間雖然無遠弗屆，但企業為滿足市場需求的趨利管理策略所搭建的賽博空間並沒有為慎思謹言、明辨真偽的言說主體開闢他們的講席，反而將他們遠遠放逐；政黨政治對於新媒體工具運用的熟稔程度可能並不比陰謀論者的揣度更顯得光明正大；基於言論箝製目的之「闢謠」所引發的「類啟蒙」效應如流星一瞬，真正的啟蒙仍需跬步千里。依靠公權力或大企業的言論檢查而得來的「真新聞」未必不是糖衣毒藥，因為一旦「真意見變成不可挑戰與質疑的死教條」（Mill, 1859/2001），讀者必將失去自我決斷（self- government）的自由。啟蒙近在眼前，遠在天邊。

 

參考文獻

Kant, I. (1996).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1784). In J. Schmidt (Ed.),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1st ed., pp. 58–6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ttp://www.jstor.org/stable/j.ctt1npwr1.9 

Mill, J. S. (2001). On liberty. Kitchener, Ont: Batoche Books.

Bradner, E. (2017, January 23). Conway: Trump White House offered ‘alternative facts’ on crowd size.CNN.https://edition.cnn.com/2017/01/22/politics/kellyanne-conway-alternative-facts/index.html

Silverman,C. (2016, November 16). This Analysis Shows How Viral Fake Election News Stories Outperformed Real News on Facebook. Buzzfeed News.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craigsilverman/viral-fake-election-news-outperformed-real-news-on-facebook

陳鈺臻 (2019, November 30)。「新加坡『假新聞法』上路，遭質疑當局藉機擴權、打壓異己。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2009276

朱元鴻（2016）。「說真話與民主，傅柯的最後一課」。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4(2)，5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