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菲律賓馬尼拉湯都區Smokey Tours的貧民窟旅遊為研究對象，探討女性導覽員如何在NGO、社區、家庭與跨國遊客之間協商性別角色與倫理關係。透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本研究發現女性導覽員既是NGO敘事中的「待救贖者」，也是情感勞動與社區網絡的關鍵行動者。她們透過日常實踐與倫理操演，鬆動了主流「救贖」敘事中的單一貧窮想像，並在跨國觀光中建構出具有能動性的生活形式。研究主張，貧民窟旅遊不僅是經濟行為，更是性別化情感政治與倫理關係的動態界面。

關鍵詞：貧民窟旅遊、女性導覽員、情感勞動、救贖敘事、倫理操演、菲律賓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emale tour guides in the slum tourism industry of Tondo, Manila, Philippines, focusing on their gendered roles and ethical performances within the transnational tourism framework.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mokey Tours guides, the research reveals how these women navigat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NGOs, local communities, families, and international tourist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emale guides are simultaneously constructed as “subjects awaiting redemption” within NGO narratives and as active agents performing emotional labor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By employing gender stereotypes while simultaneously subverting them through daily ethical practices, these women challenge mainstream “salvation” discourses and create alternative representations of poverty. The study demonstrates how slum tourism operates not merely as an economic activity but as a dynamic interface of gendered politics, affective economies, and ethical negotiation. The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marginalized women exercise agency within structural constraints, while also offering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poverty tourism.

Keywords: slum tourism, female guides, emotional labor, salvation narrative, ethical performance, Philippines

拾荒社區的外圍馬路，已由家庭成員分類打包好的塑料瓶正等待運輸（作者攝於202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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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貧民窟旅遊自19世紀英國上層階級的「slumming」活動發展至今，已成為全球南方都市觀光中具爭議卻不可忽視的現象。從早期維多利亞時期倫敦東區的階級探險，到當代新自由主義下以「扶貧旅遊」（Pro-Poor Tourism）為名的倫理消費，貧民窟旅遊始終承載著複雜的權力關係與道德張力（Koven, 2006；Frenzel et al., 2012）。

本文以菲律賓馬尼拉湯都區Smokey Tours為研究個案，聚焦其中年女性導覽員如何在觀光敘事與日常實踐中，協商性別、階級與跨國權力關係。有別於既有研究多從遊客視角或宏觀經濟層面切入，本文透過女性導覽員的身體實踐與情感勞動，揭示貧民窟旅遊中的微觀政治與倫理困境。研究問題包括：女性導覽員如何被納入NGO的「救贖」敘事？她們如何在NGO、社區與家庭之間協商生存策略？其情感勞動又如何重塑貧窮的再現政治？

二、文獻回顧：從救贖敘事到情感勞動

1. 貧民窟話語與救贖政治的系譜

「貧民窟」作為一種空間與社會類別，誕生於19世紀工業資本主義的都市化進程。最初被英國媒體稱為「惡魔之地」（Devil’s Acre）的這些區域，不僅是物質貧困的象徵，更是道德他者化的載體（Koven, 2006）。隨著資本主義的演變，對貧民窟的論述也從早期的道德譴責，轉向現代化理論下的「發展困境」。

當代學者如鮑曼（Bauman, 2004）指出，新自由主義下的失業人口被建構為「可拋棄的」群體，其存在被視為系統多餘的「廢物」。這種「匱乏主體」的建構，成為跨國NGO介入的道德基礎。然而，此種敘事往往忽略了貧民窟居民的主體性與能動性。Millar（2018）在里約熱內盧垃圾場的研究中，提出以「生活形式」（forms of living）取代傳統的勞動框架，強調拾荒者透過日常實踐建構出的社會網絡與存在意義。

2. 情感勞動與女性微觀政治

情感勞動在當代資本主義中已成為重要的分析範疇。有別於Hochschild（1983）著重的情感商品化，近年學者如Massumi（2002）和Latour（2004）將情感視為身體相遇時產生的強度與潛能，是權力關係與倫理協商的動態界面。

在馬尼拉貧民窟的特定脈絡下，Erhard與Korff（1994）的研究顯示，女性透過洗衣、育兒等日常勞動建立社區信任網絡，這些網絡成為貧民窟中最重要的「社會基礎設施」。女性在公共水龍頭的聚集、食材交換與兒童照護，不僅是生存策略，更是社區融合的情感基礎。這種以女性為核心的鄰里關係，構成了貧民窟旅遊得以運作的社會條件。

3. 貧民窟旅遊的再現政治與倫理轉向

貧民窟旅遊研究長期存在兩派觀點：一方視其為促進跨文化理解與在地發展的契機（Freire-Medeiros, 2009）；另一方則批評其為「貧窮色情片」（poverty pornography），強化不平等權力關係（Frenzel et al., 2015）。然而，這兩種觀點都相對忽略了居民，特別是女性導覽員的主體經驗。

近年學者開始關注「再現的政治」，如何Hoogendoorn等人（2020）在南非的研究發現，當地居民更傾向將自身社區定義為承載種族隔離記憶的「鄉鎮」（township），而非媒體再現的「貧民窟」。這種概念上的錯位，揭示了貧民窟旅遊中深刻的認識論暴力。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引入性別視角，探討女性導覽員如何在再現政治中協商自身位置。

三、Smokey Tours：歷史、實踐與女性導覽員

1. 從煙霧山到Baseco：Smokey Tours的發展軌跡

Smokey Tours的歷史與湯都區的城市化進程緊密相連。1970年代，馬尼拉灣的「煙霧山」（Smokey Mountain）成為全球南方城市貧困的象徵，吸引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介入。1990年代初，首個貧民窟旅遊項目在此展開，隨垃圾場關閉而中止。

2011年，荷蘭志工Juliet Kwee創立Smokey Tours，初期以攝影觀光為主，後在印度貧民窟旅遊先驅Chris Way的指導下，發展出多元導覽路線。2016年因與社區領袖衝突及政府毒品戰爭影響，業務一度停頓，後併入天主教背景的BCFI組織，轉向結合醫療服務與觀光導覽的綜合模式。

2. 導覽內容與情感技術

Smokey Tours的導覽內容聚焦居民的生計策略與底層智慧，包括：

拾荒經濟：居民透過分類垃圾每日獲得2-3美元收入；除了拾荒外，其他常見生計還包括制木炭製煤（一袋可賣 10 美元，但耗時幾天）、剝大蒜（每袋收入相當於 1.20 美元，耗時一天）以及在附近受污染的水域捕魚。

Pagpag實踐：將快餐店廢棄食物重新加工販售。

水電轉租：在缺乏正規基礎設施下，居民發展出複雜的資源共享網絡。

即便存在「貧窮色情」的批評風險，Smokey Tours的發起最初便是提供遊客拍照服務的導覽工作，後期才增加家庭訪問與親密對話環節，讓遊客與居民建立跨國情感紐帶，將遊客轉化為支持當地人的潛在「團結主體」（Richard & Rudnyckyj, 2009）。

3. 女性導覽員的雙重角色與倫理困境

Smokey Tours的導覽員均為順性別中年女性，多為社區居民，具備照顧經驗與社區網絡，卻缺乏穩定工作。她們在NGO敘事中被建構為「待救贖者」，其家庭與孩子成為NGO動員與募資的「籌碼」；同時，她們也是情感轉譯者，需協調NGO、社區領袖、家庭與遊客之間的複雜關係。

導覽員的培訓與任期制度反映了NGO的治理邏輯：為期兩年的合同中，第一年聚焦語言與財務能力培養，第二年則提供就業技能培訓。這種設計旨在避免資源集中，卻也限制了導覽員的長期發展。兩年後，少數導覽員成功地利用導覽積累的文化與經濟資本，在當地謀生或成為海外移工；但大多數導覽員仍面臨需要重新找工作的窘境。

四、導覽員J的故事

今天當J回憶起往事，年輕時自己如何獨自從北部農村老家Isabela省來到馬尼拉大都會闖蕩的冒險經歷時，臉上充滿歡笑，僅用三言兩語便帶過了一段彷徨又危險的日子。在她出來後不久，弟弟妹妹們也相繼來到馬尼拉湯都區落住。J在十八歲那年懷孕結婚，如今四十五歲的她已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兩個孫子的奶奶。她對目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手機背景墻裡是她剛一歲大的大孫子的照片，她熱情洋溢地向遊客介紹著這個可愛的孩子、貧民窟中的各項非正規勞動，並將遊客的觀看與「施捨」引導為一場圓滿幸福的救贖劇目。

首幕始於Happyland社區外圍的垃圾分類區，她以數字化敘事再現苦難：「一袋垃圾40比索，七口之家一天下來可以掙300比索」，將結構性貧困轉化為可計算的倫理單位。當遊客駐足於用鐵絲網裝飾的「Happyland」牌坊下，她以歡快語調解釋地名從Hapilan（垃圾場）到Happyland的轉變，將底層樂觀主義具象化，同時抹除系統性暴力痕跡。

進入到社區內部，便來到了廚餘分揀區——工人們將Pagpag的原材料（不再新鮮的快餐垃圾）從地上扔進塑料大桶中，進行第一步的分揀。J壓低聲音引導遊客見證「逆向聖餐」，再轉角處便是一位女性小販正在販賣已重新製作出來的Pagpag。J詢問大家是否願意嘗試——並討錢買下好幾份，準備帶給煙霧山上的居民。正當我們的感官面對Pagpag想全身而退，但又不知如何安置自身倫理的位置時，J迅速將食物轉遞給身旁赤裸的男孩，即興地呈現出一場微妙的情感轉渡（affective transfer）。這一動作似乎是幫助我們緩解自身無法理解對方處境而來的道德焦慮，但又進一步地將我們框定在苦難的凝視者之位，並將Pagpag從生存手段召喚為苦難聖體（Mbembe 2001），成為連結施受雙方的倫理媒介。

在煙霧山的簡陋教堂，六歲的小女孩Bibay成為導覽最後一環的情感樞紐。J撫摸女孩瘦弱的脊背，講述暴雨夜發現她裸身哭泣的故事，並告訴大家小女孩失去了母親，父親在山下的拾荒社區工作，每次她來都會給小女孩一些食物和小錢。Bibay的故事融合了《聖經》「憐憫撒瑪利亞人」與現代人道主義修辭的敘事，她在J的展示下被轉化為可攜帶的苦難符號。大家情緒沉重地紛紛解囊，Bibay也進入到角色當中，甜甜道謝後跑開。最後，J通過自拍與大家合影並在當晚便配上了感恩的貼文，完成了今天道德消費的數字化閉環。

三年前J加入了離家不遠處的天主教組織，他們以培育貧民窟導覽員吸引當地女性入駐服務，進而吸納一群孩子們，培育為未來的「社區領袖」。J外向的性格加上富有母愛的胸襟，很快便成為團體中的受歡迎者。她將自己的孩子們也帶入組織中，獲得一些教育資源；有時也會帶遊客參觀自己的家，通過食物的分享與得到經濟上的短暫幫助，她能以此與來自各國的人建立更親密的情感連結——但也不乏風險。貧民窟導覽所提供的網絡與資源讓她感到短暫的安心。這是當我先作為一個觀光客，後又成為她「家人」時，她初步呈現給我的「生活」狀態。

但在我離開菲律賓後，J日常生活中的焦灼不安才漸漸從她陽光的外表下滲透出來。過多的「外人」（包括援助組織）進入她的日常生活，在她有所察覺以前她便已經被社區內部權力者排斥……某天夜裡，突然間她的家被斷電，社區中沒有人膽敢再將電網外接給她使用，即便她願意付出高於平常的要價。三個季度的夜晚，J的家悶熱黑暗。每個夜晚她與孩子們都在弟弟家裡待著，給手機充電，直到深夜才回到自己家小寐。直到聖誕節前，她終於向親朋好友、國際友人們借到足夠的錢，來向私營電力公司購買、安裝電網，J的燈與風扇才得以在夜晚重新工作。那是聖誕節的歡樂時刻，只是這歡樂並未持續太久。一個月多後，J又多次向我透露她的丈夫每每在喝醉後便會家暴他，一張張淤青的照片讓人憤怒又無助……她拍照留證，請求組織工作人員幫助，但最終還是僅能躲在弟弟家避風頭；直到自己向身旁的人們借到足夠的錢，才得以搬離了丈夫的家，接上父母親、孩子們一起在不遠處的社區中居住。

今年年初，J再度向我尋求幫助，她在組織中已是第四年了，按照規定她無法再繼續為他們提供導覽服務。J絕望地向我詢問是否有途徑能來台灣工作，又或者能否向來菲律賓旅遊的觀光客們推薦她來提供貧民窟導覽服務……

五、結論：救贖敘事之外的女性身體與倫理可能

本研究透過Smokey Tours女性導覽員的個案，揭示貧民窟旅遊不僅是經濟行為或道德消費，更是性別化情感政治與倫理關係的動態界面。女性導覽員在「待救贖者」與「能動者」之間的擺盪，挑戰了主流對貧窮與救贖的單一想像。

研究發現，女性導覽員透過日常的倫理操演，在結構限制中開創出能動性空間。她們的身體既是NGO治理的對象，也是抵抗與創造的場所；她們的情感勞動挪用、回應了遊客對「真實貧窮」的想像，轉而為她們自身創造了經濟機會與社會關係。女性導覽員因此同時扮演多重角色——她們既是NGO話語中的受助者，也是導覽現場的敘事者與情感調度者。

J的經驗進一步揭示了這種角色的張力。當導覽場景結束後，救贖敘事所承諾的改變並未真正消除她生活中的不穩定性。相反地，她必須在家庭暴力、社區權力關係與經濟壓力之間不斷尋找新的生存策略。在這樣的處境下，導覽所建立的跨國情感連結被重新動員為一種非正式的支持網絡。這些關係既可能提供實質幫助，也可能只是短暫的同情，但無論如何，它們構成了J持續行動的重要資源。

因此，若僅以「剝削」或「賦權」來理解貧民窟旅遊，往往無法充分捕捉其中的複雜性。女性導覽員的實踐顯示，救贖敘事既是一種權力結構，也是一種可被挪用的資源。她們在導覽過程中的情感勞動與倫理操演，使貧民窟旅遊成為一個不斷協商的空間：在這裡，貧窮被展示、被翻譯，也被重新定義。

從這個角度來看，「救贖的身體」並不只是被觀看與同情的對象，而是一種能夠在不同制度與關係之間移動的社會媒介。女性導覽員透過自身的身體、情感與敘事，在NGO、遊客與社區之間建立起暫時而脆弱的倫理連結。正是在這些不穩定的連結之中，貧民窟居民持續尋找並創造新的生活可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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