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菲律賓馬尼拉 Tondo 社區為田野場域，提出「可能性」（possibility）作為理解貧困生活與未來想像的重要分析概念。相較於「夢想」或「希望」這類較為完整且情感導向的未來語言，「可能性」更貼近居民在高度不穩定生活條件中的實際處境：未來並非可被保證的目標，而是一系列在有限條件下進行的判斷、嘗試與押注。透過民族誌材料，本文分析三個日常場景：孩童的蜘蛛對戰遊戲、居民 Paeng 的鬥雞養成，以及 NGO 在社區中的運作。首先，蜘蛛遊戲展示了孩童如何透過觀察、比較與下注學習風險判斷，使未來以一連串微小決策的形式被實踐。其次，在鬥雞養成與競賽中，Paeng 透過長期照料、訓練與篩選，使家庭的經濟未來在不確定條件下暫時變得可操作。最後，NGO 在社區中則透過將援助轉譯為捐助者可理解的「希望敘事」來維持資源流動，而居民亦積極挪用這些制度語言、關係網絡與資源機會。本文指出，Tondo 的「可能性」並非來自單一來源，而是在居民日常實作、風險承擔與援助制度之間被反覆製造出來的社會過程。透過此概念，本文嘗試將分析焦點從「貧困中的希望」轉向「不穩定條件下的行動空間」，以更貼近居民實際生活經驗的方式理解未來的生成。

關鍵詞：可能性、未來想像、民族誌、貧困、NGO、Tondo

Abstract:

Based 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Tondo, Manila, this article proposes “possibility”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for understanding how residents navigate uncertain futures in conditions of poverty.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dreams” or “hope,” which often presuppose coherent future visions or positive emotional orientations, the concept of possibility highlights the practical judgments, small wagers, and shifting openings through which people act within unstable circumstances. Drawing on three ethnographic scenes—the spider-fighting games of children, Paeng’s practices of raising and training fighting cocks, and the everyday operations of NGOs in the community—the article examines how possibilities are produced and negotiated in everyday life. Children’s spider games function as an early form of risk education, where observation, comparison, and betting cultivate the ability to judge uncertain outcomes. In Paeng’s cockfighting practices, long-term care, training, and selective investment turn uncertain economic prospects into temporarily actionable opportunities for the household. Meanwhile, NGOs generate possibilities through translating community work into narratives of hope and transformation that are legible to donors, while residents actively appropriate these institutional languages, social networks, and resources to expand their own opportunitie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possibilities in Tondo do not stem from a single source—neither from NGO interventions nor from narratives of local resilience alone—but are repeatedly produced through everyday practices, risk-taking, and negotiations across multiple unstable conditions. By foregrounding possibility, the article shifts analytical attention from “hope in poverty” toward the practical spaces of action through which residents sustain future openings.

Keywords: possibility, future-making, ethnography, poverty, NGOs, Tondo

拾荒社區的外圍馬路，已由家庭成員分類打包好的塑料瓶正等待運輸（作者攝於2024.8.11）

在菲律賓馬尼拉的 Tondo，未來從來不是一個穩定而可以被保證的東西。對外來援助者來說，這裡常被描述成一個需要被拯救、被賦予希望的地方；對居民來說，生活則更像是不斷在不穩定中尋找下一步還能怎麼走。本文因此不以「夢想」或「希望」作為核心，而選擇「可能性」作為分析主軸。因為夢想往往是一個較完整、較遠的未來圖像，希望則較接近一種情感狀態；相較之下，可能性更貼近 Tondo 的日常處境：它不是已經成形的未來，也不是單純相信事情會變好，而是在條件極差、結果未定的情況下，仍然保留某些可以嘗試、可以押注、可以轉換的空間。對 Tondo 的居民而言，真正重要的往往不是說出一個漂亮的夢，而是判斷眼前還有什麼可行。

這種可能性的感受，首先出現在孩童的蜘蛛遊戲中。在 Happyland 的水泥空地上，幾個七八歲到十幾歲的男孩蹲成一圈，手裡拿著細竹枝，竹枝兩端各放一隻小蜘蛛。比賽開始時，孩子會小心把蜘蛛引到竹枝上，讓牠們慢慢靠近。兩隻蜘蛛接觸後，會先試探，接著拉扯、推擠，動作快的會突然撲向對方，慢的則可能轉身後退，甚至跌下竹枝。輸贏的判準很直接：先掉落、逃跑，或被對方壓制的一方算輸。旁邊的孩子會立刻起鬨、歡呼、爭論，有人押哪一隻會贏，有人臨時改口，有人替自己的蜘蛛辯護，說牠只是今天狀態不好，不代表牠真的弱。

這個遊戲的重要之處，不只在於輸贏，而在於孩子如何參與整個過程。他們不是隨便抓到蜘蛛就拿來打，而是會先在牆角、縫隙、植物邊找自己認為「會打」的蜘蛛；抓到之後，有些孩子會先養一陣子，裝在小盒子或臨時容器裡，餵牠、看牠爬行、分辨牠是否敏捷。比賽前，他們會討論哪一隻比較兇、哪一隻比較穩、哪一隻今天反應慢。換句話說，蜘蛛遊戲不是單純的兒童娛樂，而是一種很早就開始的風險教育：孩子在裡面學的不是抽象的勇氣，而是觀察、比較、判斷、下注，以及在輸了之後如何再找下一隻。未來在這裡不是一個宏大的願景，而是一連串很小的判斷：這一隻值不值得選、這一次值不值得押、輸了之後還能不能再來一輪。可能性正是在這些細碎、反覆的選擇裡被學會的。

左圖：斗蜘蛛的孩子們；中圖：裝有蜘蛛的小盒子；右圖：鬥雞間歇的Paeng

若說蜘蛛是孩童時期對可能性的初步練習，那麼 Paeng 的鬥雞，則是成人世界裡更昂貴也更沉重的版本。Paeng 並不是把鬥雞當成消遣而已。對他來說，雞是需要長時間投入心力照料的對象，也是家庭未來是否暫時打開一個缺口的重要媒介。他每天很早起來，先看雞的精神與站姿，再決定今天要不要加強訓練。有的雞需要先餵食，再活動筋骨；有的雞要控制飲食，避免太重；有的雞則要靠跳躍、奔跑、拍翅這些動作把狀態拉起來。Paeng 會看雞的腿力、反應、攻擊時有沒有猶豫，也會記住哪一隻比較耐打、哪一隻容易退。這些都不是隨便看看，而是他判斷一隻雞是否「還有可能」的依據。

因此，鬥雞的養成並不是把雞養大就好，而是持續篩選與調整的過程。不是每一隻雞都值得繼續投入，也不是每一隻雞都能被帶到比賽場上。Paeng 會依照雞在訓練時的反應做分類：有些雞看起來漂亮，但一遇到壓力就退；有些雞平時安靜，但上場會突然變得很兇；也有些雞雖然不夠強，卻很能撐。對他來說，這些不是單純的動物習性，而是和金錢、時間、家庭節奏綁在一起的判斷。因為一旦決定繼續養、繼續練、繼續帶去比賽，就代表要再投入飼料、時間與情感；若最後輸了，損失的不只是下注的錢，也包括前面累積的照料勞動。也因此，Paeng 常說的其實不是「我一定會贏」，而比較像是「這隻雞還有機會」。這句話正好說明了為什麼本文用「可能性」而不用「希望」：希望可以很抽象，但可能性永遠要靠具體判斷支撐。

鬥雞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它不是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和整個家庭的生活節奏連在一起。雞若贏了，可能就有額外的錢買物資、補家用、暫時緩解壓力；雞若輸了，接下來幾天的生活就要更緊。換句話說，Paeng 並不是把雞當成通往成功的象徵，而是在不穩定收入與缺乏保障的生活裡，透過雞把原本沒有把握的未來做成一種暫時可以操作的局面。這裡的可能性不是制度給的，而是靠身體勞動、經驗累積與風險承擔慢慢做出來的。

鬥雞現場

然而，Tondo 的可能性並不只存在於蜘蛛與鬥雞這種場域中，也存在於 NGO 的日常運作裡。只是 NGO 生產可能性的方式，和居民很不一樣。對 NGO 工作者而言，他們一方面面對社區的真實需求，另一方面也面對捐款者、基金會、合作單位對「成果」的要求。孩子有沒有進步、家長有沒有配合、活動有沒有照片、故事有沒有感動人，這些都會影響下一次能不能繼續拿到資源。也就是說，NGO 不是單純把資源送進社區就好，它還必須把這些資源轉譯成捐款者看得懂的敘事：孩子有夢想、家庭有改變、教育帶來希望。沒有這些敘事，專案就不容易存活；專案不能存活，組織本身也會陷入危機。

因此，NGO 在操作與生存之間取得平衡的方式，往往不是純粹按照「誰最可憐」來分配資源，而是同時考慮誰較容易被陪伴、誰較容易配合、誰能產出較清楚的成果。這不是簡單的偽善，而是一種制度下的生存邏輯。工作者必須在有限資源中挑選相對「可做」的個案，既要維持和社區的關係，也要向外部證明自己的工作有效。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某些孩子或家庭比較常出現在活動照片、影片與感謝故事裡：不只是因為他們最需要幫助，而是因為他們也較能進入 NGO 所要求的表達形式。

但居民並不是被動接受這套語言。相反地，很多人很清楚 NGO 在找什麼，也會學著如何回應。有人知道在活動中要說感謝、要表現認真、要讓自己看起來「有未來」；也有人懂得透過與志工、捐助者、導覽者建立關係，把 NGO 帶來的人脈延伸成私人網絡。也就是說，居民並不只是接受 NGO 給出的可能性，而是把 NGO 當成一個可以進入的通道，從中挪用資源、資訊、關係與語言，轉成自己能用的機會。對某些家庭來說，可能性不是 NGO 口中的夢想成真，而是孩子因為參與活動而認識更多人、家長因為常出席而獲得更多資訊、甚至透過與外來者接觸打開新的求助方式。

在這裡，我們就能更清楚看出「可能性」和「夢想」「希望」的差別。夢想往往要求一個完整的未來圖像，希望往往要求一種正向情感；但 Tondo 的現實更常是破碎、反覆、沒有把握的。居民不一定總能說出一個清楚的夢，也未必總能維持希望，卻仍然會透過蜘蛛遊戲學習判斷，透過鬥雞維持風險中的操作空間，透過 NGO 的資源與語言打開某些新路。可能性因此不是美化苦難的詞，而是比較接近這些生活實況的概念：它指的不是保證，而是開口；不是結果，而是還能行動的條件。

總結來說，Tondo 的可能性不是單一來源造成的。它既不只是 NGO 給出的未來敘事，也不只是居民自己憑空創造的韌性神話，而是在多種不穩定條件中被反覆製造出來的實作。孩子在蜘蛛對戰裡學會的是有限條件下的選擇；Paeng 在養雞與訓練中維持的是家庭仍可翻轉的機會；NGO 工作者則在捐款壓力與社區需求之間，努力把「幫助」轉成能延續下去的形式。居民也並不只是被幫助，而是把 NGO 的制度語言、人際網絡與資源流動，轉化為自己的下一步。若要理解 Tondo，人們需要看的不是他們是否仍然有希望，而是他們如何在極不穩定的世界裡，持續實作可能性。

附註：本文照片均由筆者於2024年8月在菲律賓湯都區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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