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土兩離 何以安頓——圖博晚期流亡者罹病與療癒經驗
Floating Bodies: Disease and Treatment Experiences among Tibetan Exiles in India
Article by 邱宗怡
Abstract: After crossing the Himalayas, Tibetan exiles soon faced the problem of unfamiliar diseases and lack of medical resources. Since the climate and diet of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Tibetan Plateau, most of the Tibetan exiles inevitably face to the shock and fall ill when they arrived in India, including heat exhaustion, digestive illness, and skin diseases. Many refugee Health Studies show that newcomers have a higher risk of illness due to lack of social network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relatives, and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cope. Behind the data, what was those newcomers’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s exactly? Using narratives interview metho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race some experiential paths of Tibetan diaspora through how the exiles recall and interpret their illness and healing experience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migration.
Keywords: Tibetan exile, newcomer, illness, narrative
摘要: 圖博流亡者在翻越喜馬拉雅山後，很快面臨到陌生疾病侵襲與醫療資源匱乏的問題。由於南亞次大陸的氣候與飲食同西藏高原截然不同，不論新來後到，流亡圖博人初抵印度時大多難免適應衝擊而生病，包括熱衰竭、消化道疾病與極為普及的皮膚病等。難民健康研究的統計資料顯示，晚期流亡者因缺乏家庭親友等社會網絡支援而有更高罹病風險，並且更難因應調養。數據之下，個人如何遭遇？身心離土究竟是什麼樣的經驗？本文藉由敘事訪談法，試圖以流亡者如何記憶、敘說離土移置初期的罹病與療癒經驗，及其歸因與詮釋，追蹤描繪圖博離散的經驗路徑之一二。
關鍵字: 圖博、流亡、疾病、新來者、敘事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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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博[1]人流亡的歷史始於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政後，接收中華民國政府所設四省（青海、甘肅、四川、雲南）東部藏區的治理，當時即遭遇「安多博巴」[2]與「康區博巴」[3]的游擊抵抗，1957年推動改土歸流之後抵抗愈發白熱，大量安多人、康人棄家逃亡至達賴喇嘛政府所在的「衛藏」[4]。當時西部的衛藏尚在宗教暨政治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領導的嘎廈政府治理之下，中國共產黨則以和平統戰方式緩慢施壓。1959年初，中國共產黨軍隊陸續入藏完成軍事部署，和平的表面張力達到臨界，終於三月初一起政治事件致使達賴喇嘛流亡印度。
達賴喇嘛抵達印度後建立流亡政府，同年即有約13,000名圖博人追隨達賴喇嘛越過喜馬拉雅山，形成流亡社群，主要分布在印度，由印度政府出借荒地作為屯墾區，包括北印度山區、南印度平原，以及北北印、印度東北等喜馬拉雅區域。尼泊爾境內也有數個屯墾區。
新舊有別
然而，圖博人的流亡遷徙並非均勻發生在過去六十年的每一年間，期間曾歷經中斷，而可大抵區分為兩個流亡世代。早期流亡，亦即第一波流亡潮是在1959年後至文革前，主要跟隨著達賴喇嘛腳步出走，一為拒絕中國統治，二為存續信仰與文化。這一波流亡圖博人在印度政府協助下建立屯墾區，因而被稱做舊居民（older settlers），包括在屯墾區出生、成長的第二、三代。
晚期流亡潮則開始自中國「改革開放」，終止於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5]此時期前往印度的動機較為多元，相較於早期的逃難，更多是基於嚮往與追求，主要包括朝見達賴喇嘛以及求學。相對於舊居民，這時期來到印度的流亡者被稱為新來者 （newcomers），他們不會被分配到屯墾地；沒有參與過闢地蓋房、建立新家園的屯墾共同體建構，不歸屬於屯墾區的鄰里親屬社群結構。而且新來者多為求學目的隻身前來印度，生存狀態更加類似於游離原子，而以同學、同鄉網絡為主要社會連結。
如同克里弗德認為離散是個動態且持續的過程，應追蹤其路徑（routes），描述長時間、多地依附而複雜的離散形式演變，而非將之置放在「中心-家鄉」與「邊緣-客居地」的二元框架中加以固著地看守（2019）。流亡圖博社會歷時六十年至少三個世代，兩波流亡潮更橫跨冷戰前後及至中國崛起，經驗路徑截然不同，在理解圖博離散經驗時需要嵌入這樣的脈絡下加以區分。
沿途的邊界處境
難民健康研究一般區分為身心兩個層面：心理上有創傷後壓力徵候群（PTSD）類下的恐慌、焦慮、悲傷、罪惡感等，生理則多有耗竭、感染與疾病。針對圖博難民的研究以及圖博流亡政府衛生部1994年首度施行的普查中發現，或許因為從高原到南亞大陸的海拔與氣候變化過於劇烈，圖博難民普遍苦於皮膚、消化道症狀，以及結核病、瘧疾等感染（Dawa Norbu, 2001；Bhatia etc., 2002）。但是另一方面，因爲信仰，圖博人甚少談論心理與情感上的困難，而較常表現為身體化的感受或症狀 （Ruwanpura etc., 2006）。
相較於身心二元的西方醫學，圖博傳統醫學相信精神與器質相互構成，身心無法二分。其中，身體三元素之一「隆」（rLung）[6]與心理、環境感知甚至道德都有關，包括負面心理狀態、過度思慮、冷熱失調、飲食失衡、行為不當，都會引致「隆失調」（rlung disorders）。一位達蘭薩拉藏醫院（Men-Tsee-Khang）醫師在訪談中表示：「新來者全都有『隆』，從他們的脈相中首先感覺到的就是『隆』」(Prost, 2006）。
或者初抵印度就生病，或者陸續在中繼／正式學校中患病，漫長的移置過程中，沿途都有新挑戰，而面對挑戰的同時，新來者甚至缺乏最為關鍵的因應資源—家庭支持系統（Ruwanpura, etc., 2006；Prost, 2008）。研究者在過往就「新來者移置中成長」田野中，多次聽聞報導人們提及就讀蘇佳中學時曾經生病，本文因此邀請其中三位，皆於2006年抵達印度的報導人回憶當時狀況，試以罹病與療癒經驗追蹤該輩新來者沿途的邊界處境。
蘇佳中學，邱宗怡攝
三段病中回憶
初自圖博來的兒童青少年會依年紀分發至特定的寄宿學校[7]，其中，人數最多的14-18歲年齡段會送至位於比爾[8]的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TCV Suja，簡稱蘇佳學校）。這三位報導人都曾在蘇佳中學就學期間生病，目前在印度流亡社會工作生活，成為了老師、唐卡畫師與記者。
一、蓓雅[9]的熱癤[10]
蓓雅抵達印度時17歲，由母親做主與一位家鄉姊姊同伴上路，在印度沒有其他親人，與在拉薩的媽媽以電話聯繫。她在來印度的路上開始長熱癤：
我在來印度的路上，高山上，在掛了風馬旗的地方小便。我們藏族人有個說法，在神聖的地方小便弄髒該地，屁股會長痘痘。在西藏[11]痘痘是紅色的，不用多久就會好，但我的痘痘沒有變好，到了尼泊爾，或許是天氣熱的關係，甚至變成了大痘痘，化膿、紅腫，變得很痛。第一次是（加德滿都）接待所醫療室的護士幫我擠膿。一開始一次一顆，慢慢地同時長三、四顆，長在不同部位，在蘇佳一直擠到我七年級，所以身體變得很弱。我也沒去學校的校醫，他們會幫我擠，但因為不只我，很多人會出這個痘痘，要排隊有點麻煩，就讓姊姊幫我擠。剛去（印度）的人都會長痘痘，有的跟我一樣，有的全身會長，連頭皮都長滿，紅紅小小一顆顆，好像叫chicken pox（水痘），聽說一生會長一次的。
蓓雅的熱癤從沒獲得明確診斷，但她為自己尋得類似「隆失調」的歸因—自身行為失當與外界氣候變化。另一方面，她從到印度便苦於胃弱，直至今日都沒能根治，長期以藏醫調養，歸因也是氣候：
我們在西藏都會看藏醫，所以一聽到有藏醫就想去看一下、把把脈，尤其我胃不好，吃西藥會吐。大概到蘇佳兩年後，我每個月都會去比爾的門孜康，主要是為了我的胃，我八年級時曾經去檢查胃，說胃功能不好…. 食慾變很差，臉變很黑… 來的時候，一到尼泊爾就感覺很熱，路上氣候一直變來變去，加德滿都、德里、達蘭薩拉、比爾，氣候一直改變，身體的功能就變得怪怪的。在學校看校醫不用錢，但去看門孜康要錢，家裡媽媽會給我寄錢。
二、扎旺的胃病
扎旺到印度時15歲。在媽媽提議下孤身前來，在印度沒有任何親人，路上丟失了媽媽電話後一度失聯，病後透過一個同鄉尼師才輾轉聯繫上。在蘇佳第二年生胃病，持續一年：
蘇佳吃得不好，量很少，吃不飽，天氣也不好，太熱了。我不知道什麼病，只知道胃不工作，無法消化，很油的東西不想吃，想吃菜。我去學校的校醫院，醫生開西藥給我，這樣持續吃了一年都沒什麼改變。就是消化的問題，但我太瘦、太虛弱了，時常太虛弱就去校醫院報到，在那休息，那的伙食也比較好（早餐有蛋與牛奶）。學校早餐是饅頭跟茶，饅頭小小黑黑的，週日有糌粑，但那糌粑真的不好，不知道什麼做的，一星期有一顆蛋。午餐就是飯跟燉豆泥，晚餐是饅頭跟燉豆泥，一週一次菜，常常是馬鈴薯。燉豆泥我吃不慣，做夢都是稀飯包子、餃子、麵片，以前在拉薩天天吃餃子。（聯繫上之後）我打電話給媽媽，說我想回家，媽媽拖人給我帶錢跟藥，但媽媽說不能回家，占卜說不能回家。兩三個月後，（2008）拉薩事件就發生了。
當時不知道比爾有門孜康，也沒人跟我說，校醫叫我吃他們開的西藥，吃了沒什麼效，但學校的醫生很兇，他們給什麼我就吃什麼。媽媽寄給我的藥有藏藥跟中國的西藥，我藏藥沒吃，吃了中國的西藥，吃了兩星期左右，症狀就改善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藥。另一方面也是我有錢了，可以去外面吃飯。吃了媽媽給的藥，能消化後，變得很餓很想吃東西。身體虛弱就很難專心學習，跟不上很難過，動機就更加低落，惡性循環，慢慢就不想待在蘇佳了。
我問扎旺是否曾被告知診斷，抑或只是營養不良？他強調確實是生病了，只是當時的他聽不懂診斷，也完全沒有能力與資源去理解並改善自己的處境，直至收到媽媽寄來的錢，以及莫名其妙地好轉，病與癒都全然地被動。在蓓雅與札旺兩案例比較中可以看見，能否收到家鄉家人的經濟與情感支持對初來乍到的身心適應至為關鍵。扎旺的回憶與另一位蘇佳校友拉莫極為類似，拉莫並未生病，在他回憶中的是目睹同學大規模生病所受到的衝擊：
實在太餓了，學校提供的是印度食物，燉豆泥，每天都是，不吃就沒有其他食物了。許多學生遇到跟我一樣的問題，無法聯繫父母，也沒有親戚在印度，不只我，大家都遇到這個問題。一個月後，許多從西藏出來的年輕人離開學校，因為生病了 ⋯ 我沒有生病，所以我能留下來繼續學習。我曾經看過兩三個巴士把學生載走，我常想那些離開的人後來呢 ⋯
三、揚珠的腳痛
揚珠來印度時16歲，會來印度是因為親哥哥在印度，兄嫂待在達蘭薩拉已經多年。她到印度第五年發病，病期前後共約五年：
剛來的時候我沒有（生）病，但身邊從西藏來的，百分之九十都有長一種痘痘，好像傳染的，只有我跟幾個人沒事，所有人幾乎都病了。那時候我從家裡有帶一些錢在身上，可以買吃的，這裡又有哥哥嫂嫂，他們有教我怎麼做，所以我（適應）比別人好。一開始是腳痛，九年級開始痛，十年級就不能走路了。學期中時，學校帶我去學校附近、達蘭薩拉附近有名的醫院；學校放假時，哥哥嫂嫂帶我去南方印度醫院，但都查不出來。是右腳，痛的時候非常痛，上廁所都有困難，我就不能去上課了，在學校的醫院裡躺著。
後來晚上咳非常厲害，準時半夜兩點咳醒，他們說是TB（結核病），就讓我去更大的醫院在昌迪加。醫生是南印度人，皮膚比較黑的那種，但是他英語非常好，之前的醫生都說印地語，讓護士幫我翻譯。醫生直接跟病人說，和透過護士，感覺就是不一樣。說是「骨頭的TB」，TB到骨頭裡面所以很難查出來，開了兩個半小時刀，這樣在昌迪加住了一個月，又繼續吃藥吃了兩年半。去外面醫院開刀、做檢查，所有的醫藥費跟住院的錢，都是TCV（西藏兒童村）出的。TCV跟資助人，真的非常感謝他們，一切的一切，從尼泊爾到學校，學習、吃飯，都是他們負擔，直到我們上完大學。
我藏文、英文很好，我是第一級班，（成績）最好的，所以英語老師、藏文老師、數學老師、科學老師、同班同學會說：「喔，今天我去教她」。怎麼說呢，我以前跟你說過，同學老師彼此像父母姊妹。筆記也是，一天她寫、一天他寫，我的本子裡有各種各樣的字體。雖然聽起來這樣住在醫院裡一年，好像是可怕、傷心的事，但是每天下午同學來幫助我，星期六日一個非常好的朋友都會來看我，每次給我送東西、幫我洗衣服 ⋯
從檢查不出的長期疼痛、失去行動力到結核病診斷，揚珠的病況其實嚴重，但由於一方面在印度有兄長，另一方面她學力較佳且發病時已經讀到中高年級，學伴們有較好的能力資源並且已經累積足夠深厚的同窗情感，這些都有效地承托了她。上述三段回憶呼應前人研究，適應的關鍵在於「社會網絡」——家人、親戚到同學師長，能提供包括情感歸屬、照顧援手，以及基礎硬需的經濟支援。網絡層疊越多，越容易在離土移置後重獲安頓。
相較於舊居者，新來者倚靠的社群結構首先為學校，然後是同鄉會。換言之，來印度時年紀越小，越能藉校園生活織就社會網絡；而就算不是直接同窗，曾同屬於某個學校也能提供連結，例如已畢業多年的蘇佳校友強巴的經驗：
跟蘇佳同學的友誼極為深厚，都是從西藏出來的，例如上個月有個學妹住院，就有人透過網路募集捐款，大家非常踴躍響應，但其實根本不認識那個學妹。儘管不認識也會互相支持，好像有一個無形的強烈連結，甚至形成一個，我們這些人所處身社會裡面的一張「社會安全網」。
與此相反地，若大於30歲，連索噶成人學校都無法入學以作為適應緩衝並建立些許社會連結，要在流亡社會安頓下來便非常困難，而有高機率的二度離散。
新來者的罹病與療癒經驗顯示，在這個脫離舊有在地關聯，又尚未納入流亡社會的社區結構與經濟運作的移置過程中，流亡寄宿學校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時具有安全網以及培養皿的雙重功能，不僅緊急供應身體上的安頓，也長遠地協助重建社會連結。
未來可以再進一部探討的是，如同因失缺而重建出的連結網絡能穿透原有境內外地方性結構，遷徙、生病到療病等一連串變動、協商等邊界處境是否亦能介入離散者的主體建構，使他們因爲遭逢與涵容他異性存有經驗，成為類似阿吉耶所說「邊界之人」（Agier, 2016），超越本質性身份認同，而有更多主體言說與行動的可能。
注釋
[1]圖博為藏文 ཐུ་བྷོད། 的音譯，是唐時期的「吐蕃」音譯原文，亦是Tibet的音譯原文。今日該民族自名為 བོད།（音「博」），同華人慣用的西藏。為儘量還原其主觀經驗位置，本文以原文譯名「圖博」指稱，取代華人命名的西藏。
[2]安多為 ཨ་མདོ།音譯，圖博三區之一，位於青海、西南甘肅一帶。博巴為 བོད་པ།音譯，圖博人之意。
[3]康區為 ཁམས།音譯，圖博三區之一，位於四川、北雲南一帶。
[4]衛藏為 དབུས་གཙང་།音譯，圖博三區之一，大約今日的西藏自治區。
[5]8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與西藏流亡政府曾嘗試交流，達賴喇嘛並多次派遣訪問團。此時期國境邊防管制連帶較為寬鬆，因此接續文革時期的中斷，開始第二波流亡潮。北京奧運那年因為有全球關注的新聞效益，境內圖博人在達賴喇嘛流亡紀念日擴大抗議，演變為遍及圖博全域的大規模抗爭以及流血武力鎮壓，此後中印邊界再度緊閉，至今未再開放。
[6]圖博醫學系統中，人體內有三大元素：隆（rLung，風或氣）、赤巴 (mkhris pa，膽或火) 與培根 (bad kan，津或液)，疾病乃三元素失去平衡。
[7]圖博傳統教育場所皆在佛學院內，流亡次年，1960年，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才在印度首次建立世俗學校。依據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資料，今日包含學齡前、小學、中學、高中職共77所，隨屯墾區分佈，包括印度政府出資的中央西藏管理會學校系統（CTSA）、由國際援助經費支持的西藏兒童村學校系統（TCV）、西藏流亡政府經費辦理的桑布札基金會藏人學校系統（STSS），以及尼泊爾雪獅基金會學校（SLF）。新來者抵達印度後依年齡分發：6歲以下設幼兒園；6-13歲小學，分別有西藏兒童村學校和慕蘇里西藏之家學校兩個系統；14-18歲則送到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上述皆有「家」取代宿舍，每家設有「家爸」、「家媽」照顧與生活教育。18-30歲青年則至下達蘭薩拉羅布林卡附近的索噶成人學校，作為適應緩衝的中繼（盧慧娟，2010）。
[8]Bir，位於北印度喜馬偕爾邦，距離達蘭薩拉約兩小時車程，有屯墾區、重要的佛學院與蘇佳中學。
[9]化名，本文所有報導人的名字皆為化名，下不綴註。
[10]報導人以藏語 གཉན་འབུར། 指稱，「熱癤」為藏漢字典翻譯：熱邪突然引起發腫的瘡癤。
[11]三位報導人以華語夾雜英語、藏語向我講述，當他們以華語表達時使用「西藏」。所有博巴皆如此，使用華語時會以華人慣用的「西藏」自我指稱。
參考資料
盧慧娟，2010，《阿瑪給給：西藏流亡教育》。臺北：雪域出版。
克里弗德，2019，《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當代思潮系列叢書，苗栗：桂冠。
Michel Agier (2016). Borderlan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the Cosmopolitan Condition. Cambridge: Policy, 186 pp.
Audrey Prost (2006). Causation as Strategy: Interpreting Humours among Tibetan Refugees, Anthropology & Medicine, 13:2, 119-130.
Audrey Prost (2008). Contagion and its Guises Inequalities and Disease among Tibetan Exiles in Ind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6 (5), 55-70.
Dawa Norbu (2001). Refugees from Tibet: Structural Causes of Successful Settlements. The Tibet Journal, 26(2), 3-25.
Ruwanpura, E., Mercer, S. W., Ager, A., & Duveen, G. (2006). Cultural and Spiritual Constructions of Mental Distress and Associated Coping Mechanisms of Tibetans in Exile: Implications for Western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19(2), 187-202.
Shushum Bhatia, Tsegyal Dranyi, Derrick Rowley. (2002). A social and demographic studies of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4, 411–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