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2022, Taiwan amended the “Mental Health Act,” expanding the scope of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from “citizens” to “all people,” demonstrating a commitment to universal health. However, how to concretely implement this commitment for the migrant worker community remains a challenge. Start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ssisting a Filipino migrant worker who suffered an occupational accident in seeking Tagalog-language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uctural limitations and critical roles encountered by interpreters within the mental health support system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reviews the progression from interpreter training planning to practical work, finding that the current system strictly demands that interpreters maintain “ethical neutrality, emotional detachment, and faithful transmission.” While this framework formally protects the interpreter, it struggles to accommodate the practice of the “ethics of care,” and fails to respond to the compassion fatigue and vicarious trauma generated by interpreters themselves during the service process. We found that if interpreters demonstrate empathy or voice emotional distress within the system, it is often viewed as a lack of professionalism, forcing them to either cope on their own or change career path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terpreters are vital bridges connecting migrant workers to the mental health support system, rather than mere tools. If interpreter training and practice fail to incorporate the ethics of care and necessary psychological support elements, it will lead to the continuous depletion of interpreter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and inclusive support system; consequently, migrant workers will continue to be excluded from local society. Finally, this study provides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interpreter training and policy ethics, call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preter support network characterized by the ethics of care as a crucial step toward guaranteeing the right to health care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Mental Health, Interpreter Training, Ethics of Care

摘要：

一、前言

本文立基於移工權益支持和環境及職業醫學的跨領域合作。筆者兩人因關注移工心理健康結識，並於2024年共同協助遭遇職災的菲律賓移工Evelyn（匿名）。【1】以Evelyn的協助為起點，結合社團法人壹零玖伍移民工文化協會（以下簡稱「1095，」）於2025年7月8月舉辦的「社區裡的移民工醫療權：通譯人員交流工作坊」中，通譯人員於職災、心理健康議題的實務反思。藉此探討職災移工的支持體系，如何因通譯人員未受重視，相關培訓設計脫離實務而導致事倍功半。我們觀察到，儘管2022 年《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強化了法定保障，但在實務層面，移工仍高度仰賴通譯銜接零碎的醫療與法律資源；而通譯員在缺乏系統性支持的情況下，往往必須在張力巨大的勞資現場獨自摸索。這種「高風險、高耗損」的困境（林國榮、楊蕙如，2020；陳念宜，2023），使通譯員不僅是溝通的橋樑，更成為與移工共同處於制度邊緣的風險承擔者，這正是本文欲探討的核心命題。

通譯人員在協助移工降低語言隔閡、理解政策法規和銜接醫療復工資源承擔重要角色，甚至在翻譯過程中也會與眼前移工產生情感共鳴或衝突調解。但無論是制度或整體社會多半將通譯「工具化」，以至於通譯可能面臨同情疲勞（Compassion Fatigue）和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卻鮮少成為政策或研究關注的議題（陳慧女，2018； Kunreuther & Rao, 2023）。在此脈絡下，本文兩位作者試圖納入「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的分析視角，這不僅是規範性的觀點，也是從實務現場看見通譯人員的運用與限制，應如何納入現場經驗對話，從通譯人員的支持開始，建立更為有效的職災移工支持體系。

二、一位移工的職災支持現場

Evelyn為製造業的菲律賓移工，於工作中因機器操作意外受傷，導致身體損傷並由同仁A君緊急送醫，經急性醫療及住院治療後，A君在陪同及協助過程中，認為公司處理態度消極，且發現Evelyn在醫療期間的薪資受損，導致Evelyn因為就醫花費及薪資短少產生心理壓力，A君透過諮詢管道陪同Evelyn至職業醫學科（以下簡稱職醫科）門診尋求協助，經評估傷病情形及職災權益受損等，及說明後續轉介地方政府勞政單位之職災專業服務人員安排勞資調解；專服員與個管師聯繫中建議Evelyn可同時通報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以確立事故發生及身分登錄，為了確保語言傳達正確性，個管師聯繫桃園群眾服務協會（Serve the People Association, SPA），希由Evelyn熟悉的Tagalog語言通譯協助，同時協助諮詢法律扶助律師討論損害賠償事宜。     

Evelyn治療後評估回復原工作仍有困難，由職醫科醫師轉介職能復健機構進行工作能力評估，治療師初期透過仲介以Tagalog語與Evelyn晤談，並評估其心理健康。Evelyn透露傷後有出現睡眠障礙、孤立感與失落焦慮等心理壓力症狀。【2】醫療團隊建議儘早介入心理專業，避免心理健康惡化影響復工期程。【3】生理強化同時，安排心理師進行心理工作強化訓練，2025年初之前尚未提供通譯經費補助，亦缺乏心理健康領域的通譯人才培訓與資料庫銜接。醫病溝通過程及資源協助中皆高度依賴語言溝通，移工若缺乏信任與專業的通譯，傷病經驗將難以對焦轉譯，進而限制心理治療的深度與效果。仲介通譯人員協助銜接職災支持資源，其可能會面臨利益衝突議題，為了避免移工的職災通報引起雇主不滿，仲介通譯可能在協助移工就醫期間隱匿重要資訊，這將影響醫師/個管師對當事人傷病和工作關聯性的判讀（Filler, Jameel & Gagliardi, 2020）。

為了能夠達到心理諮商成效，個管師尋求曾辦理通譯的心理健康職能培訓的「1095，」，希望由受過心理相關培訓的Tagalog通譯人員協助Evelyn進入心理健康諮詢管道。Evelyn嘗試諮詢初期，分別單獨於宿舍以及於醫院獨立空間與「1095，」合作的心理師和通譯人員對談。在此過程中，Evelyn一方面認識與接受心理健康諮詢模式，同時持續進行生理工作能力強化訓練，並規律回職醫科門診追蹤其復工狀況。後續，因為Evelyn雖然復工，但「1095，」合作的心理師和職能復健治療師皆評估Evelyn仍有心理強化需求，又經多方反應服務需求，2025年年中，主管機關職業安全衛生署在職災重建新增通譯資源補助，這讓協助Evelyn的「1095，」通譯可以繼續與心理師一同協助心理強化訓練。

Evelyn工作受傷緊急送醫與後續治療期間，由A君陪同至職業傷病門診就診。經職業醫學科醫師、個管師、治療師、地方政府專服員、群眾Tagalog語社工師、心理師等一連串跨專業及跨領域所需要之翻譯溝通，我們梳理居於期間的通譯人員通譯譯倫理和反思角色位置。這段歷程開啟本文就關懷倫理在職災移工協助上的思考。

三、關懷倫理和脫節的通譯倫理

關懷倫理的核心旨趣在於注意到人的存在並非獨立自主、理性客觀且基於利益交換的活動，而是在人與人的互動中相互依存的存在，其行動選擇受到情感、關係與感受的影響。當社會反覆強調獨立自主的工作形式，這只是隱藏複雜與多種的照顧或互賴關係，這既脫離現實也不可取。無論是選擇中立保護譯者自身安全或指導表達避免當事人不利處境，關懷倫理旨在突顯受隱藏的關係，並且將之納入決策方法之中（Pollock, 2025）。Virginia Held指出關懷倫理並非一套原則，而是一套基於對行為背後道德關係加以理解的實踐。因此這不單單是描述一系列的個體行為，也包含著隨著態度調整發展出的實踐關係——由於能夠不斷改進與討論，使得關懷不會僅停留在合格的特徵與標準，朝向更好的照護接近（Held, 2007: 42）。

關懷倫理並非道德呼籲，更是一種對於照顧關係的分析與批判。本文認為關懷倫理的實務觀察，需要包含下列幾個面向：（一）在關係中，誰的需求獲得關注，誰得需求獲得滿足，我們能否從中看見主體互動依存，亦或是行為者遭受客體化、簡化的資訊處理，甚是排除在外；（二）在語言與非語言行為的溝通過程，語言策略、文化脈絡與情感連結，關係如何形塑，當中的權力關係為何。Laura Kunreuther and Sonya Rao （2023） 指出通譯人員以口語或手語具身溝通，在不同權力位階之間的各方切換，解釋文化差異或補充背景資訊，必須同時體現現場各方不同社會地位和語言慣習。然而，口譯勞動與許多溝通勞動類似，歷史上多由社會地位較低的（女性、兒童、僕人）群體從事，經常遭受貶低、不被認可與得不到報酬，又與其他勞動形式，如情緒勞動和照顧勞動存在著重疊。 關懷倫理的視角旨在指出通譯培訓與翻譯過程「客觀、中立與逐句翻譯」的要求，面對處於脆弱處境下的移工，可能在本地醫療或司法人員，及通譯間一問一答之間成為限制移工自由表達的枷鎖，也否定通譯人員在口譯勞動中的專業性和倫理關懷並置的可能。

在2025年7月與8月「1095，」辦理的《社區裡的移民工醫療權：通譯人員交流工作坊》（以下簡稱，「通譯交流工作坊」），多位參與的一線通譯人員們表示現行通譯倫理要求中立和公正，無論他們在仲介、在行政機關，翻譯內容多是以當下業務中當事者雙方的彼此溝通，如行政機關承辦、移工或雇主間的調解，或移工工作轉換的登記。例如，在就服站協助行政窗口處理轉換登記時，即使通譯人員注意到眼前移工肢體殘缺，若窗口沒有詢問，基於通譯倫理，他也不能過問。

現行於移工權利保障的專業領域中，對於通譯人員翻譯的培訓和要求，皆在強調需要保持中立。在通譯倫理規範中，中立的具體實踐在通譯翻譯兩邊語言時，如司法或醫療，皆要求對於通譯需求的各方保持距離、不偏袒、情感抽離（emotional detachment），逐字逐句翻譯成為如司法、醫療等專業工作者的傳聲筒，而非共同回應跨文化議題的合作伙伴（周彥甫，2019；黃川容，2020）。除通譯倫理課程，多數的通譯培訓課程以法規資訊更新為主，完成政府機關預算規劃為主，內容高度重複與簡單，欠缺通譯人員參與協作討論的機會，且缺乏應對職場環境不友善、歧視言論，及自我照護的演練課程（林國榮、楊蕙如，2020）；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又僅以雙語能力為工具，未看重通譯人員獨立面對雇主或移工需求時需要的溝通協調技巧、移工生活事件管理、就醫協助、各項法規或文件的翻譯。職能培訓的不完善，讓雙語人員需自行在充滿張力的勞資現場摸索（陳念宜，2023)。

通譯不單是雙語傳輸，也包含情感連結、照顧勞動和文化解釋等面向。且若通譯人員具有新住民身份，除了通譯倫理規範，還需要在移工和雇主間保持謹慎，避免遭到雇主質疑站在同鄉移工一方，被僱主懷疑其對台灣的忠誠度；移工也可能因為通譯試圖保持中立，認為新住民無法理解他的困境，影響彼此信任關係和行動配合。在「通譯交流工作坊」，數位有仲介工作的通譯人員均表示，應該是讓雇主來上勞動和職災法規、保險與補償等課程，才不會用國籍濾鏡，認為通譯人員的翻譯解釋在偏袒同鄉移工。

通譯在缺乏對應的支持體系時被要求維持著超然的傳聲筒角色，看似讓通譯能和爭議雙方維持距離，保有客觀位置，不去介入判斷。例如說拒絕進一步互動，避免因為不符合個案期待而遭受翻譯個案的不利對待（黃川容，2020）。然而，從關懷倫理的關係性與相互依存而言，通譯協助的當事人經歷的痛苦、恐懼和不信任，正嚴重影響他們自身的聲音。通譯中立原則反而會將體制的凝視強加至當事人身上（Leanza, 2005; Pollock, 2026）。且當通譯人員在侵害、職災或勞資爭議等案件無法隱藏因翻譯工作造成不適，情緒困擾與心理健康議題時，部門機關和通譯同僚可能視其為工作專業度不足，沒有維持距離，而非更完整的職災移工權益支持體系，包含通譯人員在內能透過個案討論、模擬演練和督導機制，以及身心健康照護方案，留給通譯人員的選項只有自我調適或轉換職涯。

四、討論和結語：一起在場，找回移工聲音的可能性

相較本國勞工，職災勞（移）工的復工協助障礙更高，語言差別的資訊孤立及消極協助情形頻仍，而勞基法、災保法、復工協助資源等權益解說是即便我國勞工都難以了解的知識體系。因此，通譯人員的存在已經不只是翻譯，更是移工能否銜接至職災支持體系的關鍵網絡。同時，在Evelyn的協助歷程裡，我們也注意到，職醫科醫師亦需持續追蹤傷病治療及雇主協助進展情形，否則一旦通譯無法配合Evelyn的診療時間，將影響其治療和復工期程。移工發生職災後是否能夠順利通報以及銜接到職業災害相關資源，包括雇主是否遵守法規通報、是否主動協助就醫及心理支持、仲介提供協助與否、移工就醫引導及職災補償認知、勞工權益及對於我國制度是否信任，且願意接受資源的轉介等，所有的環節與決策皆高度仰賴他人（如仲介、雇主、醫療機構專業人員、勞政單位、非政府組織或同儕等）協助才得以進入職業傷病診治的制度性支持網絡。例如，當Evelyn工作中操作機台受傷，在同仁A君協助送醫和連結職醫科資源，個管師再透過群眾服務協會的Tagalog語通譯配合通報1955，讓Evelyn的職業傷病能夠獲得初步確認，並得以繞過雇主、仲介通譯可能僅以一般傷病就醫。根據我們的實務經驗，當雇主以移工違反工作規範或主張傷害並非發生於工作期間為由，否認職災責任時，許多職災移工為了保住工作機會，在診間內選擇沈默或順從。此時，若仲介通譯同時身兼管理與翻譯角色，在翻譯中立原則與僱主利益之間可能面臨結構性的角色衝突，使醫療人員或NGO難以充分理解移工的處境與需求，進而影響職災支持體系的介入與權益保障的落實。

職安署規劃的職災通報統一網站，但中文與複雜的法規讓移工高度仰賴台灣職災相關工作者協助（網址：https://nodis.osha.gov.tw/portal ，截圖時間2026年6月5日）

Evelyn由「1095，」安排諮詢和通譯後，她不再噤聲，談論更多雇主違反職安法和自己對仲介通譯身份立場的擔憂，「1095，」也藉此梳理Evelyn個人、親密關係和職場的壓力源。我們並非否定中立原則，而是想突顯通譯人員協助建立專業工作者和移工間信任關係，專業和情感連結同樣重要。通譯人員既是銜接台灣社會與外來移工的橋樑，也是多元社會得以建構的拼圖——不是缺了一塊，可任意透過其他技術工具填補替代。翻譯不僅是一種語言實踐，也是關係實踐，他們往往是決定社群建立的基礎（Shindo, 2021）。

通譯人員對於移工權益保障的重要性，政府部門並非一無所知。根據勞動部2024年修訂的「地方政府辦理非營利組織陪同外國人接受詢問作業要點」，第一條便指出，為讓外國人充分陳述意見與主張權益，包含職災、侵害與不當對待等情形，可請求非營利組織陪同陳述意見、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諮詢（勞動部，2019）。但通譯從中落實中立原則亦非易事，現行制度NGO或私人仲介的翻譯接可能身兼數職，要翻譯也需要管理或照護移工。通譯人員在中立原則下需自行消化眼前移工的苦難，隱匿情緒勞動，替代性創傷或同情疲勞在制度內遭斥為專業度不足（陳慧女，2018；施雅婷，2020）。然而，當通譯人員以中立界線回應職災移工，不僅無法提供支持，更可能讓陷入弱勢處境的移工處在失語困境，喪失為自身權益發聲的機會。

2024年由企業支持的泰國移工團體表達性藝術治療體驗，治療師也為此認識泰國文化（由越在嘉–法律公衛諮詢平台提供，拍攝時間2024年4月14日）

因此，本文認為通譯在移工權益保障上的重要性，不單單是雙向溝通的發聲，也包含著通譯在場提供的語言與非語言翻譯蘊含的情緒支持、文化認識與信任關係。一方面在通譯培訓中，需要納入如何調適倫理情境中中立和關懷價值衝突的模擬演練，不讓中立原則排除弱勢發聲。另一方面，需要將通譯人員的心理支持制度化，納入個案研討與督導機制，防止通譯人員耗損。最後，主事者需要落實法規，意識到我們不單是處理案件，也是在承認移民工的主體性，讓他們建立對體制的信任。

Notes

【1】兩位作者分別服務於「越在嘉–聽你說」法律公衛諮詢平台（提供專業諮詢轉介與通譯培訓）與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負責勞工職災收案、個案管理及權益協調）。

【2】Evelyn災後醫療期間的包含假別、薪資和醫療補償的權益保障的釐清和申請過程，以及雇主對其權益保障支持與否之態度等皆構成心理壓力之來源。

【3】2023年9月明揚國際屏東廠的爆炸事件，造成10人死亡113人受傷。事件後一週，屏東縣衛生局盤點心理健康資源，安排治療所進場協助。事後心理師指出爆炸工安意外讓部分民眾出現急性壓力狀況，如只要電視畫面出現火光、紅色畫面，整個人會開始焦慮、緊張和難以入睡。心理師評估個案的身心狀況後，分為情緒容易激發、嚴重失眠和出現自傷、自殺意念的高風險族群、情緒容易緊張、身心警覺高，有些身心狀況的低風險但需要諮商族群以及生活狀況穩定，出現一些急性壓力反應的低風險、僅需持續追蹤族群。請參閱石昱棋口述，職業傷病服務處整理（2024），明揚大火案後續，員工出現急性壓力反應，心理衛健資源來幫忙。收錄於《職災有靠山健康報報》(3)，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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