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article centers on the collective queer trauma that emerged in Taiwan following the 2018 same-sex marriage referendums, examining how trauma has been produced, governed, and commodified within the continuous structures of colonialism, the Cold War, and neoliberalism.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possibilities of decolonial healing through multispecies healing practices. Employing a collaborative autoethnographic and action science approach, the study reflects upon the first author’s ten-year transformation from engaging in interspecies communication to understanding it as a form of “social movement.”

Drawing on the researcher’s life history in LGBTQ+ activism and spiritual practices, this article first reveals how post–Cold War neoliberal governance of sexuality in Taiwan has individualized and commodified healing, thereby depoliticizing queer trauma under the illusion of a “bright and beautiful new world.” The study further analyzes how the nonverbal presence of animals within multispecies practices enables subjects to momentarily escape highly regulated linguistic frameworks. Through processes of “becoming-with” animals, animals are no longer positioned as passive objects of healing, but instead become witnesses to queer modes of existence that do not seek a return to “normalcy.” In this sense, multispecies relations embody decolonial delinking at the level of everyday bodily experienc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multispecies companionship offers not only emotional support for queer trauma, but also encourages individuals to reconnect with their own desires, vulnerabilities, and attachments through interactions and dialogues with animals. As co-creators of healing and witnesses to life, animals shift healing away from individualized and depoliticized frameworks toward decolonial, more-than-human forms of coexistence. Within these multispecies encounters, difference and trauma are no longer understood merely as wounds, but become points of reconnection between the self, others, and the world.

Keywords: Queer healing, Interspecies communication, Autoethnography, Decolonization

摘要：

一、前言

（一）行動研究的對話協作

本研究以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與行動研究為方法論。在敘事策略上，本文中的第一人稱「我」是第一作者的生命敘事與田野實踐；第二作者則作為「理論對話者」（conceptual encounterer），協助核心理論架構的確認、文獻對話的深化與最終文本的編排。 按照行動科學的方法論邏輯（Argyris et al., 2000），本研究第一作者以行動歷程、所處社會關係脈絡與環境結構敘事。兩位作者的透過文獻對話與視角切換，本研究得以產生一種「批判性的距離」，進而系統性地分析自身的生命經驗如何與更大的社會結構、歷史脈絡相互交織。

（二）敘事者的多重位置性

作為一名具備十年實務經驗的跨物種溝通師與能量療癒者，同時也是深耕性別教育的研究者，我的位置始於一種「閾限」（liminality）的狀態：游走於體制內的學術理性與體制外的身體感知之間，也置身於人類與非人類的交會邊界。雙重身份使我無法將「跨物種溝通」簡化為生物學觀察，而是必須透過自我民族誌的視角，從自身的身體勞動與情感調適中，重新審視這份跨越物種界線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

我從一個有身體位置的視角出發，覺察我的生命經驗中的三個階段：包含1）2003年至2018年的同運田野觀察生命史；2）2018年公投後，作為酷兒創傷療癒團體帶領者的實踐記錄；以及3）2019年至今角色轉化為跨物種溝通師與移居花蓮的酷兒社群成員日常生活觀察。

這三個階段以身體感知、情感日誌、田野筆記為基礎，在分析時與本文所引用的理論框架進行辯證性的對話。【1】其中，2018年是我從「社會運動」轉向「社會性運動」的關鍵時刻。自2003年接觸輔大好社與酷兒理論以來，我在基督徒家庭、同運現場與靈性道路之間反覆穿梭，形塑出多重衝突交織的「酷兒」狀態。因自身跨性別氣質、在教會因靈性能力遭拒，以及婚權辯論中的性別演講工作面對反同者的排擠、家庭誤解與運動內部的撕裂，使我深刻感受到認同政治對酷兒主體的規訓壓力。我在制度性的性別語言裡未找到舒適的位置，卻在靈性、動物與酷兒療癒的相互照顧中，重新找到自在、踏實的生命狀態。

（三）酷兒創傷的反映回觀

在冷戰遺緒與新自由主義治理的背景下，2018 年的同志公投重新調動出一場性別、宗教、國族情感與「正常家庭」的語言鬥爭和對立，反同聯盟的三項公投以逾七百萬票通過，正式否決在《民法》中修訂婚姻定義的可能。對許多性少數酷兒來說，這一天不只是政治挫敗，而是一次被民主程序集體確認的「你的存在不被承認」的創傷事件。Lin等人（2019）以縱貫設計記錄了公投一週後非異性戀者自殺意念的顯著上升，而異性戀者則無此變化，清楚展示結構性汙名對特定性少數身體的不對稱衝擊。

酷兒生命經驗在此被迫置於檢驗、辯論與分類。事後我為此舉辦公投後創傷療癒團體，參與夥伴是受到同運召喚、想向家人出櫃、曾被職場評價或是被教會排除的經歷。直至今日，婚姻平權看似已落實，但公投期間形成的二元對立與運動創傷依然深植於集體記憶。同性戀被國家看成是一個同質性團體，性少數不一定想結婚的酷兒們被排除在法律外。本文試圖探討在後冷戰、新自由主義共構脈絡下，酷兒創傷的修復必須走過三層次的理論工作。首先是揭露性治理批判，其次是認同政治對於酷兒主體的影響，最後是開拓一條以跨物種共生為核心的內在解殖療癒路徑。 

二、知識背景：殖民冷戰後新自由主義下的酷兒療癒實踐 

（一）台灣的地緣政治框架：進步指標的雙重綁定

要理解台灣同志公投後的酷兒創傷，必須先理解創傷生成的歷史條件。台灣在後冷戰時代的主體性建構，深刻地內嵌於美中台三角關係的地緣政治框架中。Chen-Dedman（2025）以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的接合點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指出，台灣的自我決定論述與後冷戰反威權敘事緊密交織，「進步民主」成為台灣在國際舞台尋求承認的核心話語，而LGBTQ+權利的推進，則被工具性地納入這個進步論述作為文明展演的指標。

紀大偉（2017）研究在冷戰時期，同性戀曾被美國及受其保護的台灣當局視為「國安危機」；進入後冷戰後，西方國家態度逆轉，同志群體從「國家公敵」轉化為「人權吉祥物」。台灣作為「同志人權典範」的論述，並非單純的社會進步，而是在後冷戰地緣政治框架下，由國家機器為了彰顯人權成績、尋求國際能見度，與性少數群體共同「發明」的國族主義敘事。Kao（2024）進一步以「酷兒理論的殖民性」批判此台灣酷兒政治在追求制度承認的過程中，無意識地承接了現代性殖民的分類與排他邏輯，並以特定中產、可見、語言流利的酷兒形象換取國際認可，而排除了那些無法或不願被此形象收編的主體。

（二）破除主流迷思：新自由主義與生命政治下的個體化療癒

目前酷兒療癒常被侷限於心理治療與諮商的專業話語，將酷兒生命經驗視為需要修復或支持的對象，著重於從創傷復原、身分壓力（minority stress）到性／別肯認等面向。然而，主流心理與療癒系統傾向將創傷個人化、心理化，忽略了壓迫的政治結構。許多系統甚至以「信念創造實相」等觀念強化個體責任，使求助者誤以為所有困境皆源於個人心念，進而掩蓋了制度性的性別、階級與文化權力。

這種將療癒商品化與個體化視為自我優化技術的現象，在台灣有其特殊的歷史根源。台灣延續自冷戰時期美國反共殖民治理的脈絡，將家庭價值、道德規訓、國族再生產與新自由主義的現代性敘事交織，使非異性戀常規中的性別、性慾與身體在專業語言與制度分類中持續被規範化。這呼應傅柯對生命政治與《性意識史》的分析：當代社會透過愈加細緻的分類、人口管理、醫療道德規訓與話語技術，使「性」成為必須被說出、被監控、被治理的核心領域；而壓抑越強，生產越多（Foucault, 1978, 1980）。顯示出主流療癒技術已無法回應酷兒生命經驗中深層的結構壓迫，酷兒創傷具有不可忽視的政治性與語言性。

（三）「酷兒化」作為慾望的政治動能

療癒無法在既有的語言與知識構築中完成，我們必須轉向身體、歷史與靈性層次交織的政治行動。Cvetkovich（2012）指出，創傷不只屬於個人心理，而是歷史與社會結構的痕跡；因此，療癒必須是公共的、情感政治的。

這股將療癒政治化的動能，Plotegher（2021）認為酷兒不應被化約為靜態身分標籤 ，而是一個主動顛覆常規、「使之怪異」的動詞實踐 。在對抗新自由主義將慾望與痛苦「個體化」的脈絡下，酷兒化療癒拒絕傳統心理治療將「安全」與「情緒調節」置於首位的框架，轉而將「慾望的政治鬥爭」視為核心，這是具生產性、集體性的力量 ，旨在打破固定角色的「微觀法西斯主義」，透過激發橫向相遇，釋放集體轉化的潛能。 

（四）行動科學實作：在共同脆弱性中生成主體性 

本研究試圖識別出在酷兒實踐中，那些受新自由主義治理影響的「使用理論」如何運作，以及跨物種實踐如何產生另一套跳脫規訓的使用邏輯。引用理論是為命名田野中已然觀察到的現象，而非先有理論才找例子，並仔細分辨「使用理論前提」與推論階梯的區別。不是從理論頂端往下推論，而是遵守從階梯底層如：動物的反應、人的呼吸、環境聲音光影變化。分析歷程是收集第一手田野材料，識別其文化意義的脈絡並給予意義，最後才在聽者／讀者層次形成詮釋性的意義與理論對話（Argyris et al., 2000）。

從理論與實踐發現「酷兒療癒」與身心靈、跨物種與靈性社群的跨界連結，是透過生命故事、身體感知，以及與動物、土地和靈性的共感過程，自然逐步拆解充滿規訓與階級化的性平語言。因此，進行團體的過程是經由不斷檢視自身慾望投射，經由夥伴反饋產生「關係中的投入與主客之間的協作」。行動者在共同實踐中抵抗體制程控，可超越階級、種族與性別的互動中連結集體生存力量。使團體中的差異與不穩定得以並置，情感連結取代了競爭比較的敵我二元。

三、跨物種溝通療癒作為解殖實踐

在本研究公投後的跨物種療癒聚會田野中，參與者帶著失敗、錯愕與被否定的悲傷來到空間。去體驗相互支持透過與動物的共同在場，展開超越個人心理修復的解殖性療癒實踐，具體呈現為三個相互強化的層次：

（一）第一層： Spivak（1988）指出，在主流話語場域中，「說出創傷」往往是將自身納入制度收編的過程，語言本身即是治理的一部分。療癒不能只在語言範疇內發生。Maybin（2001）與 Kohn（2013）的理論揭示，非語言互動同樣是意義生成的場域，挑戰「人類語言是理解世界的唯一入口」。例如：在公投後我所帶領的跨物種療癒聚會中，我觀察到參與者在表達創傷經驗時，大多數感受到失敗錯愕和被否定的悲傷、或壓抑；而在我翻譯動物語言時，他們感受到動物靠近時的自然平靜，進而接受自身的存在以及與動物連結的感動，從動物身上學習到存在的自然與真實，理解自我照護的重要性並帶著安全感滿足的離開。

由此可見，動物並非被動的陪伴，而是積極的關係主體，牠們提供了一種「不依賴主體語言表述的接納」，是逃逸語言治理的感官身體。並與參與者的感官系統從解離狀態中重新開啟，不依賴語言敘事來整合創傷，而是透過嗅覺、觸覺溫度與聽覺呼吸等跨物種的五感輸入，進行「身體接地」，這種透過身體共振與節奏同調的靜默在場，讓主體重新感受到活著。

（二）第二層：去認同化連結與批判性關係性奠基於感官的連結。TallBear ＆ Willey（2019）提出的「批判性關係性（critical relationality）」，描述關係本身先於分類，連結優先於標籤。當差異與不穩定得以並置時，情感連結取代了敵我二元與階級化的性平語言。聚會創造出一種不以「共同認同標籤」為前提的社群形式；在空間中，人們不需要以「同志」或「酷兒」自我命名，而是透過與同伴動物的共同在場而連結。參與者從辨識自身內外在差異中找到照顧方式、交流過程讓僵化的身分政治被鬆動，也讓療癒不再依賴普遍適用的步驟。

（三）第三層：拒絕「回歸正常」的本體論解殖跨物種的親密關係，挑戰了殖民主義在「人類/主體」與「自然/客體」之間建立的等級分隔。對台灣酷兒而言，向動物與土地的轉向，是對殖民現代性的具體拒絕，亦是 Mignolo（2011）所謂「解殖脫鉤（decolonial delinking）」在日常身體層次的展現。 夥伴們共同經驗到在與動物的共生中、體驗到自身是非等級制關係網絡的參與者時，「我是否正常」這類高度治理性的自我提問便失去了引力。創傷不再是需要被修復的傷口，而是在「共成為（becoming-with）」的關係中重構主體性的起點。

（四）跨越邊界：超越人類與跨物種的共生倫理：在我帶的酷兒療癒團體實踐中，我觀察到夥伴們漸漸將慾望投注於動植物與宇宙等「超越人類」的網絡之中。在我的田野筆記中紀錄了夥伴們的回饋；他們在公投後感到受創、憤怒以及對社會結構的不能接受，而心理諮商與身心靈若非又太無法回應需求，便是將痛苦歸咎於個人吸引而來。在療癒團體中，我與夥伴共同發現真正的支持、喘息與緩和，經常來自非語言、非知識構築的空間。 

Haraway 透過 response-ability（回應他者的能力）與「共成為（becoming with）」的歷程，徹底挑戰人類與非人動物在傳統生物學與文化研究中被視作截然分離的分類方式，主張人與動物從來不是孤立運作的物種，而是在歷史、情感、生態與實踐脈絡中持續互動、交織成「伴侶物種」並共同形塑彼此的存在（Haraway, 2003）；山極壽一與鈴木俊貴（2025）更透過動物研究說明，當近代人類過度強調口語而失去身心連結時，動物則大量使用內隱知識，透過聲音、比手畫腳傳遞訊息。而這種不以人類為中心的思考方式、多重流動的存在型態，倫理轉向關係性與跨物種的共在（Braidotti, 2013）正說明療癒主體如何在酷兒與非人實作中生成，可使療癒不再依附於心理專業的分類體系，而轉向共存、相互承接與非人中心的關係網絡。

四、結語：與動物對話解殖共生的日常實踐

本研究回觀經驗後反思，當個人內在自覺與外在世界能「共時」理解時是一種療癒的體驗，是能為自己的需求負責的日常生活。動物陪伴時觸發人類回應自身慾望需求，透過動物視角體驗去中心化的經驗，是一種被忽略的知識形式，讓人重新認識自己不是孤立的主體，而是與萬物共生的生命，揭露制度如何生產「正常」，以差異拒絕同一性、普遍性邏輯。

動物不是被療癒的對象，而是療癒的共同創造者以及生命的見證老師。動物往往把焦點帶回照顧者自身，透過溝通過程的主觀感受，使人類學習安放焦慮、承認脆弱及回應對親密與依附的恐懼。與動物共同生活的關係形成了去人類中心的思維模式，去專業語言為前提的關係政治，動物成為理解酷兒創傷的一面鏡子，也成為療癒政治的同伴。

這些親密經驗映照對比出認同政治這張高度治理的網絡，看見過往創傷重新被去政治化、個人化，彷彿同婚通過後一切都已步入「陽光美麗的新世界」。在跨物種療癒聚會中，情緒被重新視為政治性的，聚會也從傳統師徒式療癒轉向去中心的互動；參與者在分享與動物同伴的生活經驗中，以主體身分重新觸及內在力量。差異與創傷不再只是傷口，而成為連結的起點。當動物從他者轉為陪伴者時，跨物種療癒不再複製權力框架，而是生成一種解殖性的療癒共生關係。

Notes

註1：「社會運動」指有組織的、以政策倡議為目標的集體行動；「社會性運動」指更為日常化的、關係性的、身體性的社群實踐，不以政策目標為唯一衡量，而關注參與者的主體性生成與關係轉化過程。

References

山極壽一、鈴木俊貴（2025）。《歡迎加入動物聊天室：跨物種觀察筆記，語言與情感的演化對談》（張東君譯）。臺灣商務印書館。

王維邦、張仁瑋、陳美華（2018）。〈「反同」逆襲：政黨傾向與婚姻平權態度的關聯〉。《巷仔口社會學》，2018年12月18日。取自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8/12/18/wangweipangjhangrenweichenmeihua/

紀大偉（2017）。《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聯經。

傅柯（Foucault, M.）（1990）。《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尚衡譯）。桂冠圖書公司。（原著出版於1976年）

傅柯（Foucault, M.）（2011）。《生命政治的誕生：法蘭西學院演講系列1978–1979》（莫偉民、趙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於2004年）

楊婉瑩（2020）。當不穩定的多數遇到公投：試論同婚公投的弔詭。《臺灣民主季刊》，17（4），105–144。

Argyris, C., Putnam, R., & Smith, D. M. (2000). Action science. Jossey-Bass.

Braidotti, R. (2013). The posthuman. Polity Press.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Butler, J. (2004). Undoing gender. Routledge.

Chen-Dedman, A. (2025). Self-determination as queer survival: Neo-idealism and the remaking of a cultural studies for Taiwan.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27(4), 808–831. https://doi.org/10.1080/14616742.2025.2547648

Cvetkovich, A. (2012). Depression: A public feeli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raway, D. J. (2003).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Prickly Paradigm Press.

Kao, Y.-C. (2024). The coloniality of queer theory: The effects of ‘homonormativity’ on transnational Taiwan’s path to equality. Sexualities, 27(1–2), 136–153. https://doi.org/10.1177/13634607211047518

Kohn, E. (2013). How forests think: Toward an anthropology beyond the hu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n, I.-H., Chen, Y.-L., Chen, Y.-H. (2019). Effect of same-sex marriage referendums on suicidal ide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6(18), 3456.

Maybin, J. (2001). Language, struggle and voice: The Bakhtin/Volosinov writings. In M. Wetherell, S. Taylor, & S. J. Yates (Ed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 (pp. 64–71). Sage.

Mignolo, W. D. (2011). 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Global futures, decolonial options. Duke University Press.

Plotegher, P. (2021). Queer therapy, queering therapy: Desire in struggle. DATJournal, 6(2), 137–150.

Spivak,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 Nelson &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271–313).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TallBear, K., & Willey, A. (2019). Critical relationality: Queer, Indigenous, and multispecies belonging beyond settler sex & nature. Imagination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Image Studies, 10(1), 5–15. https://doi.org/10.17742/IMAGE.CR.10.1.1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