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mporary young adults in Taiwan face unstable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often move through transitional phases of job changes or non-standard employment. When a family member requires intensive care due to illness or accident, young adults are pulled between multiple demands—pursuing career development, responding to family expectations, and securing financial stability. Moreover, because of their limited economic resources and subordinate position within the family, the love and labor they devote to caring for close relatives are frequently taken for granted, leaving them little space to articulate the bodily, emotional, and multidimensional pressures embedded in the caregiving process.

This study asks how the “care value” of young people caring for family members with disabilities is “priced” through the negotiation among capitalist labor regimes, familial moral obligations of care, and self-value identity. Drawing on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analyzes how care value is negotiated and proposes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that move beyond commodity-based economic logics.

Within the capitalist labor regime, young adult caregivers adopt three strategies to navigate tensions among workplace opportunities, caregiving demands,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First, those engaged in helping professions utilize professional pricing, drawing on their caregiving expertise to articulate the monetary costs and market rates of providing care at home, thereby legitimizing compensation for family care. Second, savings-oriented young adults use outsourced pricing via market 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o manage the affordability and financial risk of caregiving. Third, young adults without caregiving expertise or stable employment engage in revaluing, reframing the love and labor they invest in family care through non-monetary forms of recognition,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reproductive labor of the household.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care value produced by young adult caregivers is jointly negotiated through the mechanisms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care market, and familial obligations. In sum, although young adults in Taiwan experience mutual interference between family caregiving and waged labor, they develop diverse strategies—shaped by their varying levels of economic capital—to reconstruct the value of care.

Keywords: family care, youth care, care value, negotiation mechanism, labor of love

摘要：

一、緒論

當代台灣青年的經濟條件不穩定，歷經職場轉換期或非典型工作的過渡處境，若此時家人因疾病或意外需要投入高密度的照顧，青年將會面臨追求職涯發展、回應家人期待、穩固經濟條件等多方的拉扯。本文探問青年照顧障礙家人的「照顧價值（care value）」，如何受到資本主義勞動制度、家人道德責任，以及自我認同價值的相互協商而被「定價（priced）」，進而發展出照顧的市場價格、道德價值、自我尊嚴三種層次的詮釋？透過子晴、宜蓁、詩涵、惠心、承恩（均匿名）五位報導人的照顧經驗，說明青年在照顧實作中如何運用「專業標價（professional pricing）」、「外包控價（outsourced pricing）」、「重新定價（revaluing）」三種畫界策略，在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編排下，與家人協商照顧責任的劃定界線，描繪職涯發展的輪廓邊界，而後重構照顧價值的衡量標準。

二、專業標價：翻轉公私領域，開價無酬勞動

青年在家庭產生照顧需求時，她們的職涯規劃增加了助人工作的選項，助人工作經驗使其學會如何應對家庭照顧危機，甚至產生與家人協商照顧責任的專業性與底氣。下列分別從青年選擇助人工作為發展目標的動機，以及透過市場服務的金額標價家庭照顧的價值，闡述青年如何透過助人工作的專業知識，標定照顧家人的價值，合理化回家照顧的報酬與補貼。

　　自從父親因車禍意外半身失能，報導人子晴接觸到醫院社工這項職業，認為自己的個性符合社工的職業要求，因此培養出職涯興趣。父親的照顧需求讓她有機會認識社工這項專業，並且連結個人特質和照顧能力於該項職業，間接影響青年選擇大學志願的關鍵決定。

　　子晴在社工系畢業後擔任社工師，在修習「家庭照顧者支持方案」相關課程時，發現自己照顧父親的經驗和課程內容部分相符。「其實在上這個課程的時候，我覺得有蠻多感觸的，就覺得哇！好像聽那些個案的經驗都覺得，欸～其實我可能也曾經是個案餒。」藉由社工知識和專業能力的學習，子晴得以回顧過往照顧歷程中家庭關係的轉變，恍然大悟自我的組成包含家庭照顧者的身分。

　　另一方面，報導人宜蓁也透過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內容，將自己照顧阿公的家庭照顧者身分，轉變為可以透過市場價格協商照顧價值的照服員身分。當時無業的宜蓁因阿公罹癌，離開家鄉至離島照顧阿公的生活起居。在離島生活時，宜蓁在身心障礙機構擔任照服員，卻因機構環境不適而回到本島找到醫院看護和居服員的正職，因而卸下照顧阿公的責任。當阿公因病情而需要第二次開刀時，母親依舊要求宜蓁回家看顧阿公。此時宜蓁已不同以往答應承擔，轉而透過看護經驗「開價」家庭照顧的勞動籌碼：

「然後我就跟她說台北的價錢是兩千八，哈哈哈，我就這樣子跟她開價，然後她們就說兩千八太貴了，⋯⋯，反正我就說，還是你們要請外勞？外勞會比較便宜。我就直接把她們堵嘴堵住。」

　　這一次，宜蓁有了照服員的專業知識與市場價格背書，得以和家人協商自己照顧阿公的金錢價碼，提出「開價兩千八」以及其他市場服務的方案，透過「直接把他們堵嘴堵住」讓家人知難而退，下次母親便不會要求宜蓁負責照顧阿公。這不僅改變照顧排序與分工，以市場價格標記家庭照顧的勞動價值，也讓宜蓁具備計算自己回家照顧的成本標準，透過「價格」衡量家庭照顧是否與專業工作有相同「價值」。

「她（宜蓁母親）又跟我開價，對，然後說回xx（家鄉）顧我阿公，然後一天給我多少、給我五百塊這樣子，⋯⋯。然後我這樣算一算，我覺得不行不划算。」

宜蓁將市場服務價格與家庭照顧報酬並置計算，發現家庭照顧與市場服務同樣皆是照顧需要之人，價格卻有著懸殊落差。藉此價差，宜蓁掌握重新計算家庭照顧價值的對價工具，家庭照顧價值出現了被明顯指認的轉機，也是青年應對原本掌握在母親手上的照顧決策權之畫界策略。相似地，報導人子晴也透過社工知識專業，省思照顧家人如何改變家庭關係和職涯選擇。照顧專業技能與市場服務價格，提供青年另一個視角重新評價照顧障礙家人的勞動價值和自身影響。

三、外包控價：利用市場制度，掌控照顧風險

本節以報導人詩涵的照顧經驗為主軸，說明青年如何透過規劃未來開銷、購買市場服務，以及關係中的金錢交易，外包照顧開銷與道德責任，藉此穩定照顧家人的成本負擔、情感基礎與勞動價值。

　　領有極重度障礙證明的父親與報導人詩涵情感疏遠。然而，今年她接到父親開刀入住加護病房的醫院來電，強硬要求家屬出面處理。歷經一個月的密集住院陪病後，詩涵查詢父親過往申請的保單，發現餘額所剩無幾。

　　查詢保單餘額的行動，說明詩涵將父親目前的儲蓄狀況與未來的照顧開銷視為自身責任，更把父親的生病風險等同於自己的經濟風險。為了避免保單無法負擔後續開銷，詩涵透過定時匯款生活費的方式履行自己作為「女兒」照顧父親的責任，匯款的銀行紀錄可供未來在法院上對簿公堂。藉此制度性的照顧紀錄證明，詩涵試圖規避未來可觀的醫療費用。

「就是怕他就是說再出什麼事情。而且我都先轉帳，所以以後法院跟我說什麼我都不管他，沒有喔，我有管他（父親），你（法院）不要把我說這麼無情。」

　　建制（institution）是一種青年履行家庭照顧的外在規範。詩涵領教過醫院逼迫家屬照顧住院病人的冷酷權威，並設想以後在法庭上可能被指派為承擔照顧父親責任的角色。詩涵轉而利用文本壟斷建制運作的霸權性（包含：血緣關係、金錢交易、書面資料），藉由轉帳紀錄證明自己已履行照顧父親的義務，以可負擔的定額交易，取代支付突發疾病的龐大醫療費、親身照顧實作與情感付出。藉此畫界工作，詩涵免除了制度對血緣家人所預設的「管他」照顧義務和「無情」道德譴責，以及調和自身既想負責、又想免責的內疚感與矛盾感。

　　除此之外，有鑑於父親高額的醫療開銷，詩涵著手規劃母親與自己的長照保險。相較於從小缺席的父親，母親一手拉拔詩涵長大成人，致使詩涵認為照顧母親是「理所應當」，並同步幫母親辦理保險，以後若有長照需求，即毋須擔心開銷。

「所以我跟我媽說，一旦你怎麼了，我會照顧你，同時也會有人拿錢來養你，你一旦怎麼了，咱們家就是一次先拿到一百多萬，⋯⋯。我就跟我媽說，你的我已經安排好了，你不用擔心，我也不會不管你。」

　　同樣藉由金錢交易確保照顧責任範圍，詩涵對於母親和父親的態度大不相同。對於父親，詩涵的照顧職責僅限於留下匯款生活費的交易紀錄，據以證明自己「我有管他（父親）」，並以自身經濟負擔解釋照顧父親的義務。對於母親，詩涵則預想歷時長久的照顧開銷，主動投資保險確保治療疾病與晚年照護的經濟來源，提前安撫母親「你不用擔心，我也不會不管你」。同樣面臨不可控的照顧風險，詩涵因為和家人的情感基礎而有不同的處理態度。無論秉持何種態度，她皆採取善用制度規則的策略，畫界出可負擔的照顧責任。

　　青年薪資收入無法回應未來變化多端的照顧需求，但藉由斡旋於醫療機構、法律義務、銀行保險等制度編排中，青年仍可外包照顧開銷，細細規劃父母的長照安排並履行照顧責任，並將照顧的風險控制在可掌握範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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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新定價：跳脫計價邏輯，自我肯認價值

沒有穩定工作的青年，需跳脫薪資勞動／市場服務換算家庭照顧的計價邏輯，重新詮釋照顧家人的非金錢價值，才能說服自己繼續投身無酬家庭照顧的意義與價值。下列以報導人惠心與承恩的照顧經驗，分別說明青年在無業狀態與相比同儕親戚薪水較低的情況下，如何自我肯認照顧家人的勞動價值。

　　報導人惠心在十八歲那年簽下男友因工傷意外而緊急開刀的急救書，手術後男友癱瘓臥床成為植物人，惠心便全權負起照顧男友的責任。從獨自摸索醫療復健、尿布更換，到如今男友已可自行半身翻面、與她溝通。惠心六年來照顧男友「從來沒有後悔過」。當年十八歲的惠心為了照顧男友而中斷學業，也因無法抽身職場而難以找到工作機會。相比同儕已有工作或正就讀研究所，惠心並不認為自己步調落後，而以不同於資本主義勞動市場的評判標準，界定自身照顧男友的勞動價值：

「因為我覺得就是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就是你⋯⋯就是不論照不照顧他，或者是說在職場中表現怎麼樣，我覺得就是決定自己價值的東西，還是要有自己去肯定。就像我不會因為覺得我照顧他，我沒有工作，我就不好或是怎麼樣，我覺得我對得起我自己，我認為我的（照顧）就是有價值的，我是這樣覺得。」

相比於其他報導人將家庭照顧視為職涯發展的威脅，惠心將兩者視為等值的不同選項，彼此雖互為機會成本，但無高低之分。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成長過程中，青年能夠輕易接受職場的勞動價值，卻從未習得如何肯認照顧家人的價值，因此將家庭照顧價值的評價準則，調整同步於薪資勞動市場與照顧服務市場的價格計算標準。然而，即便難以修正失準的照顧價值計算單位，工作不穩定的青年仍能肯認照顧家人的價值，「決定自己價值的東西，還是要有自己去肯定。」即便整個勞動力市場貶低無生產力與利潤可言的家庭照顧，惠心仍創立了不同於金錢數字計算的標準：六年來堅持照顧無法完全恢復健康的男友，妥協自身生涯安排並學習照顧知識，藉此她重新定價自己的照顧價值，「我覺得我對得起我自己，我認為我的（照顧）就是有價值的。」

　　另一位報導人承恩也發展出自己肯定照顧價值的方式。承恩在大學時期和患有失智的阿嬤同住，畢業後與剛中風的大伯同住。相較之下，堂哥堂姐的工作繁忙、社經地位高，僅偶爾來探望阿嬤和大伯。「但他們心有餘力一定會來」，承恩的詮釋合理化同輩親友將有薪工作視為最高順位，在工作之餘探望家人的安排是「心有餘力」，因而不如自己可以長時間照顧阿嬤與大伯。

即便如此，追求自身職涯發展的承恩，也意識到自己和堂姐堂哥因為職業屬性分別，而產生照顧責任的程度落差。因此他常提醒自己肯認照顧家人的價值，即使其他家人可能並不清楚自己的付出：

「就希望說自己devote是，既是自己覺得很重要的，⋯⋯，當然也是希望別人認為說你是有在貢獻的人（笑）。⋯⋯，我自己心裡面會這樣子告訴我自己，別人覺得這個是好的，儘管我覺得真實的情況是，他們可能也沒有很care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因為他們也沒辦法看到。」

承恩告訴自己的照顧價值來源於對家庭的「貢獻」，包含協助照顧阿嬤、大伯，讓其他同輩家人可以專注工作，放心自己的家人受到良好照顧。「貢獻」也包含確保照顧對象和主要照顧者有好的生活品質，例如：每日陪伴、關心情同第二個父親的大伯，以及協助父親看顧阿嬤的日常起居。然而，這般「貢獻」並非明顯可見，而是維持生活如常運作的「影子工作」，因此家人無法如同稱讚堂姐堂哥光鮮亮麗的職涯般來肯定承恩的付出。於是，承恩必須時常提醒自己的照顧價值，並設想其他家人的肯認，方能繼續照顧親愛的家人。

　　不同於專業標價或外包控價，重新定價的青年理解自身經濟資本不利於勞動市場的遊戲規則。不願玩一場贏不了的遊戲，這群青年拓展出肯認照顧價值的另一條道路。專業標價與外包控價的青年，仍以服務價碼、專業知識、保險制度等外在標準，將照顧視為可量化控管的交易商品，以價格（price）的語言理解照顧的價值（value）。然而，重新定價的青年選擇了詮釋照顧價值的不同方式，透過遵循承諾、貢獻家庭、肯認自己等行動，體現照顧價值的道德重量和自我認同，畫界出另一套照顧價值的衡量標準。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說明青年照顧障礙家人的「愛的勞動」，在高競爭、高密度的勞動力市場中，被視為職涯發展與薪資勞動的阻礙。家庭分工以有薪工作的工作要求為優先，編排經濟條件不穩定的青年成為照顧人選。然而，青年透過助人專業、制度外包、自我肯認等行動，作為重新界定照顧責任的畫界策略，打破了家庭照顧與薪資勞動互相妨礙的問題現象。子晴與宜蓁藉由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長照服務與照顧專業，標價出照顧家人的成本效益與自身影響；詩涵透過投資長照保險與留下交易記錄，迎合資本建制的遊戲規則外包道德責任、掌控開銷與風險；惠心和承恩則重新概念化照顧家人的勞動價值，以自我肯定的方式扭轉青年的家庭角色與經濟地位。綜論之，青年藉由翻轉、利用、跳脫資本主義式的計價邏輯，根據自身經濟資本、家庭關係、專業技能發展出多元畫界策略，重新在家人實作互動與現代勞動體制中指認出障礙照顧的複合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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